《城市的精神》由两位哲学家所写，但不必害怕，他们用街头漫步和聊天的方式描绘了巴黎、北京、纽约、香港、柏林等大都市，将小说、散文、诗歌乃至旅游指南、建筑标记信手拈来，绘声绘色地勾勒出城市的另一面，展现其各自不同的“城市精神”。

    文l 唐骋华     图l 资料

    有价值观的城市都和别的城市不同，散步的时候你听人们在谈论什么就明白了。

    巴黎：她有另一种浪漫

    与任何其他城市相比，巴黎都更是一个充满浪漫梦想的城市。不过，游客和短期参观者才具有这种梦想，巴黎居民对此则持怀疑态度，他们宁愿在8月份离开这座城市好让游客接管市中心。其实巴黎人的“浪漫精神”和通常以为的相反：看淡物质享受，赞美英雄的个人主义，尊重传统、尊重道德，不怎么关心表面的社会道德。

    柏林：宽容之城

    当代柏林或许是最具宽容精神的城市，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喜欢它的自由气氛。它的居民也意识到，柏林是德国乃至欧洲的艺术、文化中心，且声誉日隆。之所以如此，或许恰恰因为它曾堕入深渊，被歧视、暴力、战争所包围。这让柏林人更懂得了宽容的价值：不同信仰和文化的人不仅尊重他人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也尊重其生活背后的道德基础。

    纽约：“世界首都”的成功与代价

    纽约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城市，也是输出美国文化最强势的城市——借用数学语言，在文化影响力方面，纽约是香港加上巴黎再乘以二。它堪称“世界首都”，吸引着全世界才华横溢、野心勃勃的人前来。纽约也为自己的伟大付出了沉重代价，9·11的打击是巨大的。但纽约能够复兴起来，主要原因在于纽约人有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对自己的城市有深沉的爱。于是，“我爱纽约”的口号成了历史上最成功的城市品牌塑造活动。

    贝丹宁，一听名字就知道是外国人。的确，他是个老外，一个在北京待了9年的老外，如果你到清华园问一圈，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说：“哦，那个洋教授。”

    洋教授本名Daniel A.Bel，在蒙特利尔长大，父亲是美国犹太人、母亲则为法裔。“经常的，我刚刚用英语和父亲说完话，就转过头用法语和母亲交谈。”蒙特利尔是以法语为主要语言的加拿大城市，这样的“双语家庭”很普遍。到英国牛津大学读书时，他与中国女留学生宋冰结识，又组成了另一种双语家庭。“贝丹宁”是宋冰特意给取的中文名，出自诸葛亮《诫子书》：“非宁静无以致远，非淡泊无以明志。”很东方，很含蓄。

    “为了爱人我学习汉语，来到中国。”贝丹宁说一口标准普通话，略带京味儿，老派地称妻子为“爱人”。2004年他加盟清华大学哲学系，讲授伦理学和政治学。

    由于曾在不同城市生活、工作，至今还四处跑，也由于长期身处“双语”环境，贝丹宁对城市文化颇感兴趣。他曾与以色列学者艾维纳合作，挑选了北京、香港、巴黎、耶路撒冷等9座城市，以漫步、闲谈的方式推出了《城市的精神》。该书的副标题是“全球化时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从贝丹宁丰富的经历和满世界跑的性格中，我们看到了一位都市人的疑问、观察和思索。

    城市，安顿灵魂的所在

    生活周刊：将目光对准城市，探讨城市间的差异，应该与您的经历和家庭环境有关吧？

    贝丹宁：是的，我是在蒙特利尔长大的，那是加拿大唯一说法语的地区，其他地方都说英语。我一直很困惑，加拿大那么大、那么多元，究竟怎样才叫“加拿大人”呢？我的老朋友艾维纳成长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最大的城市，而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和它也不一样，艾维纳也很困惑，究竟怎么定义“以色列人”呢？

    后来我发现，当我说我是“蒙特利尔人”的时候，我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所以一个人首先属于他出生、成长的城市，是城市人，他的灵魂安顿在城市中。2011年我和艾维纳合作，走了九座城市，探寻它们各自的“城市精神”。

    生活周刊：你们特意挑选了耶路撒冷、北京、纽约等城市来讨论，取舍标准是什么？

    贝丹宁：这些城市特别强调某些价值观和主题，比如香港是追求财富的，纽约鼓励人的抱负和野心，巴黎以“浪漫之都”举世闻名。换言之，我们舍弃了那些没有表现出鲜明价值观的城市，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把握“城市精神”。另外，我和艾维纳走的这九座城市，都是和自身经验相关的。蒙特利尔是我的家乡、耶路撒冷是他的家乡，北京我待了快9年。我们谈论的是熟悉的城市。

    生活周刊：这也是我感兴趣的地方。您是哲学家，但《城市的精神》不像学术著作那么严肃，而采用了散步、漫谈的方式，娓娓道来，风格轻松。

    贝丹宁：是的，我们依据亲身经历来讨论一座城市，是为了更自信地把握它的主流的文化方式，也是为了展示我们自己的生活和观念

    是如何被城市改变的。当然，人们也可以为新加坡的体育、耶路撒冷的爵士乐等写文章，同样会很精彩，但这和大部分居民没关系。相反，散步、漫谈更能贴近居民，而他们构成了一座城市的精神气质。

    散步者的遐思

    生活周刊：看来您喜欢用“散步”来了解城市。

    贝丹宁：我喜欢散步。想了解一座城市，当然需要看书、做调查、采访不同的人，我们阅读过有关这些城市的很多东西，小说、诗歌，包括旅游指南。我们也研究了每座城市的文化、经济、规划设计，勾勒出它的演变过程。这些都是必要的。

    散步的魅力则在于，你不确定自己会碰到什么，可以观察各种各样的人，随意地和他们聊天，这是阅读、调查所没有的。实际上你一散步就会发现，很多城市跟外人的认识不一样，像巴黎人对“浪漫”的理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

    生活周刊：其实喜欢散步、对话的哲学家不少，您的成名作《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用的也是柏拉图式的对话体。

    贝丹宁：是的，我和艾维纳都热爱哲学。你会发现，这本书虽然比较轻松，但通过漫谈，我们探讨了一些哲学问题。谈论巴黎时，触及了浪漫和道德的关系；谈论蒙特利尔，触及了语言和道德的关系。我想哲学家是爱散步的（笑），本雅明就经常在巴黎街头散步。

    生活周刊：您现在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应该经常有机会来散步吧，和在其他城市有什么不同？

    贝丹宁：有价值观的城市都和别的城市不同，散步的时候你听人们在谈论什么就明白了。在香港，人们主要关心的是财富，在北京人们最喜欢讨论社会和政治。而同样作为大城市的上海，对宏观问题不感兴趣，你们关注生活。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北京，人们遇到我会理所当然地讲中文，而上海人会主动跟我说英语，哪怕我先开口，用的是中文。上海还有个优点，可以散步（笑），北京太大、太吵闹了。

    但我们无意比较哪座城市更好，我想引用儒家的思想强调一下：“君子和而不同。”其实，我和艾维纳本来想寻找城市间的共同点，却发现不同城市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观。而我们爱自己所生活的城市，不就是爱那个独特的情感和价值观吗？这就是城市精神，它让人们产生归属感和依赖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