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小，眉睫的父亲就给他讲百年的家族史、数百年的地方史，让眉睫很早就进行了“人是什么、如何为人”等终极问题的思考，后来他所做的文学研究，对文学史上“失踪者”的挖掘，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回应和互动。

    文 唐骋华     图 资料

    “我是一个具有深重历史情结的人，这可能源自家庭。”眉睫说。他祖父梅岭春先生是中小学校长，也是一位儒家知识分子，或曰“乡儒”。打小，祖父便给眉睫讲述一百多年的家族史、数百年的地方史。无数的往事和历史，让他很早就进行了“人是什么、如何为人”等终极问题的思考。

    “这奠定了我为人处世的基础，我从事文学史研究，跟这些终极问题有重要关系，可以说是对此进行的初步回应和互动。”有意味的是，作为80后，他主要将目光投向了上世纪50年代以前的文化人，尤其是“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这也是他新书的书名。为什么？

    民国圈子，彰显了思想活力

    生活周刊：在新作《文学史上的失踪者》里你介绍了废名、许君远、喻血轮、梅光迪等被大众甚至专家遗忘的“失踪者”，我很好奇，你是如何走进他们的世界的？  

    眉睫：学术研究是有起点的，我始于废名研究，然后扩展至废名圈。起初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追寻“失踪者”，是陈子善老师在给我作序时首次使用“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这个概括提法的。钟叔河老师从直观的视角说明了我怎样进入研究对象的世界：“梅杰关心的首先是他本土和本姓的作家，这一点实在具有很不一般的意义……其指标性的价值，实在不亚于其学术文章达到的水平和创造的价值，也许还更大一些。”从本土和本姓作家研究开始，是我走进“失踪者”世界的一个通道。

    生活周刊：你刚才提到了“废名圈”，而书中那些人物也多属于某个圈子。这在民国的文化思想界似乎很普遍。

    眉睫：晚清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逐渐发生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士”开始分化。到民国大致形成了五大类型的知识分子。一是旧式知识分子，包括鸳鸯蝴蝶派、以古释古的传统学究、坚持古诗文创作的旧式文人。二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包括学衡派的梅光迪、吴宓。三是以周作人、废名为代表的京派文人。四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五是以左翼为代表的革命文艺作家。

    他们大都是因为近似的社会观、文化观而集结在一起，并非刻意为之，以便沽名钓誉。当时各种文化群体互相论辩，乃至“攻伐”，最后形成了各种文学、学术流派，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彰显了思想文化界的活力。

    生活周刊：不过后人习惯将目光聚焦在圈子的核心人物身上，而忽略知名度不太高的人，即你所言的“官方文学史不曾提到的文学家”。

    眉睫：是的。首先是意识形态的遮蔽，一段历史行将结束，成功者开始书写历史，这必然导致“敌手”被曲解、贬低。其次是历史人物自身在俗世中的知名度。第三是历史人物自身的影响和成就。对于真正的研究者而言，应该先从第三点着手予以中肯评价，不应受到前二者的干扰。但一般的人往往受前二者干扰过大，导致忽略了很多有成就、有影响的历史人物，而只关注所谓成功者、大人物。

    非主流书写，小人物可能是大人物

    生活周刊：这是你孜孜不倦挖掘那么多“失踪者”的原因？

    眉睫：是的。梁启超曾讽刺“二十四史”道：“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只记载“帝王将相”的历史实在难以恭维。许多边缘历史人物，乃至小人物，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都有记录的价值。当时的人可能认识不到其价值，后人却未必认识不到。被遗忘、被扭曲的小人物也可能成为今后历史上的大人物。

    生活周刊：例如你花大力气研究的梅光迪，作为白话文运动的批评者，对他的发掘和主流历史构成了怎样的关系，补充或质疑？

    眉睫：梅光迪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曾长期被视作复古派，予以贬低、抹黑，其实他们也是新文化的呼吁者。梅光迪自称“真正的新文化者”，而斥胡适为“新文化之仇敌”，可见他反对的是胡适的新文化运动，而不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并未结束，胡适等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只不过是他们选择的一个路径和方式，并非完全正确。21世纪的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则不能不正视梅光迪的“新文化”追求。它们最终都会汇集到后人创造的历史中去，任何一个阶段的“主流历史”都未必永远是主流的。

    生活周刊：“失踪者”的材料多已湮没无闻，而你的著作考证详细，是通过什么方式搜集材料的？

    眉睫：谢泳老师曾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作序，因体例原因未用，他说的或许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眉睫用地方文献和本土经验研究废名，自然会有得天独厚的感觉。他在这方面能迅速做出成绩，是因为他的学术方法，暗合了好学术的最佳道理……我不知道眉睫是不是一开始即有这样的自觉，但他的学术实践确实是以这样的方法突进的，他能在短时间内发现如此丰富关于废名、喻血轮、梅光迪等中国现代作家的史料，完全得之于他的学术自觉，即对地方文献的熟悉和具有真实的本土生活经验……注意由基本史料入手观察研究对象的学术实践，远比多数学院出身的人更符合研究规则，我想这也是眉睫的学术成绩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的一个经验，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也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民间立场，续写新文学史

    生活周刊：谢泳老师的评点很精当，我觉得文风上你和谢老师也有相似之处：很少表述自己的观点，而直接用史料本身说话。

    眉睫：如果我可以称作一名历史研究者，那也只是草根学者。这注定了我对历史的看法是站在民间的立场。采用史料来言说历史，这只是一种呈现方式，不能称作历史观。史料本身就是证据，由它来叙述真相，比用自己的话来论述更有力。

    生活周刊：但是研究者总会有自己的历史观，你的呢？

    眉睫：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陈子善老师在给我的《现代文学史料探微》序言中说：“按照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观点，在对历史文本的解释中，历史并非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客体，研究者诠释历史文本的同时也就参与了历史。”伽达默尔与克罗齐说的是一个意思，我们研究历史，是让历史活在当代，对当代的社会观、人生观产生积极的影响。

    生活周刊：采取民间立场最主要的困难是什么？

    眉睫：在任何一个时代，追求真理的科学家与追求真相的人文学者，都会遇到常人难以理解和忍受的困难。首先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我们经常看到各种见不得人的、玩弄人于股掌之间的游戏。这种作风，必然导致害怕真理、害怕真相，会对知识分子造成妨害，尤其是人文学者。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人文学者不得不奔向民间，站在民间的立场言说历史，这就造成第二个问题，即经济压力。生活成本、研究成本、出版的空间等，都会对研究工作造成客观影响。假如社会上的人足够支持这些研究工作，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消费市场，那么第二个困难就会适度减轻，但目前这个市场尚未真正形成。

    生活周刊：目前你在挖掘哪位“失踪者”？

    眉睫：诚如谢泳老师所说：“由这本《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大体可以判断出眉睫日后的学术方向”。在这本书中，我已经研究了民国五大类型知识分子中的四类，我还在继续。我的研究并非漫无目的，它将沿着历史的发展方向伸展。

    不少台湾作家继承着五四时期和三十年代的文风，以优秀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人性和时代。譬如王默人，就是一位杰出的乡土小说家。他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创作的长篇小说《外乡》，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记录了从内地来台过程中的血和泪。但由于台湾地区自身的原因迟迟没有出版，四十年后才收录在美国出版的《王默人小说全集》中。类似的优秀作品在台湾不少，值得继续挖掘、研究，续写新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