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先生的笔下,有他自认“难追”的几个女人,“金大班”、“玉卿嫂”早几年的时候,已经被他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追”到了手,到了2013年,他又急需攻克下一个难题,他称她是——永远的尹雪艳。
文 毛予倩 由宇飞 图 资料
是时候呈现上海风貌了
生活周刊:其实,您跟徐俊导演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这一回的班底也都是老班底了,但《永远的尹雪艳》您不止一次说过是您心里的一条梗,怎么就这样把“它”亮出来了?
白先勇:艺术创作其实就是一个“追求”的过程,我觉得蛮有意思,我几次要追女孩子,搭档的都是徐俊导演。徐俊导演第一个就追到了“玉卿嫂”,第二个尹雪艳,我就觉得比较难追了。但是再难追,今年5月,我心里面一直很想好好说一说的“尹雪艳”就要以这样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在文化广场了。其实,很多很多我一些影艺界的朋友都想把《永远的尹雪艳》改成电影、舞台剧、电视剧。大概因为有很高难度,因此始终没有谈成。徐导演跟我商量的时候,他提出的最关键的打动我的心的是——排成沪语话剧。
生活周刊:因为“尹雪艳”是上海女人,所以,排成沪语话剧对您来说就变成了一个极大的诱惑?
白先勇:我想做方言话剧,已经不是头一遭了。我在香港的时候,常常去看粤语话剧,他们非常兴盛,也做得很好很成功。我想上海话应该有自己的沪语话剧,面貌一新,我想值得尝试。徐俊导演说他要用上海话来追“尹雪艳”,我就同意了。现在算是起了一个头了,尹雪艳也有了一个着落了,时间也对。我从1987年回来的时候,就预言上海是长江的龙头,我说这个龙头头一抬起来就不得了。果然这些年来上海的繁荣、上海的风华还是一如既往,跟我小时候的记忆是差不多的。这时候我们来演一出上海神话、海的传奇,我觉得恰逢其时。当然这里面有几个元素,很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就是尹雪艳本人,她代表的一种风华绝代,永远不老,象征着上海永远不老;第二,一些环境,比如百乐门,当年百乐门是上海的地标,远东最高级的舞厅,非常豪华。百乐门的变化,现在2001年又回来了,百乐门的历史也代表了上海的一些起伏,所以我们这个百乐门的细节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这些元素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上海的风貌通过舞台的形式呈现出来。我自己个人对这个戏期望相当的高,当然,最重的责任是在导演身上。
生活周刊:您曾经说过妇女是你永远挖不尽的宝藏,那“尹雪艳”这个角色是对宝藏哪个部分的挖掘呢?
白先勇:女性的神秘吧,女性有无限的魅力。塑造尹雪艳这个角色的时候是凭借我自己的想象,还有我小时候看过的一些真的人物,将他们拼凑起来的,想象出来的。
生活周刊:描写上海女性角色的小说一直以来是一种风潮,在你的观点里上海女人最大的特质应该是什么?
白先勇:就是尹雪艳!她特别。北京也有美女,广州也有美女,广味、京味完全不一样,上海的美人迷人的地方是她们很世故,八面玲珑,但也很嗲,上海的这个嗲得来,别的地方没有的。香港小姐,不嗲;北京小姐,也不嗲。她们可能很美,可能很动人,但是不嗲。上海女人的那种韵味真的是只能意会很难言传。
还原老上海的味道
生活周刊:《永远的尹雪艳》一直觉得时机不对,是不是有一个选角上的难度,您的要求不是一点点高——削肩水蛇腰,鹤立鸡群,会讲上海话?
白先勇:之前我的一些电影话剧的女主角——比如“玉卿嫂”——都是我自己挑的,现在没有,不过如果徐导找到了,我还是要看看。我认为红楼梦描写女性是经典,描写晴雯,两句话——削肩、水蛇腰。蛇腰还不够,还要水蛇腰,走两步路你一看就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身材就好看了,尤其是跳起舞来,一定很好看很媚人。所以女主角挺难找的,我不好讲,讲一个得罪一百个。让导演去找吧。年龄当然不能老了,尹雪艳永远不老,但是也不能太年轻,太年轻可能罩不住这个角色,嫩的也不行,老的也不行,所以很麻烦。但是她要永远不老,风韵总是会在那里。要高,要出挑,压台。
生活周刊:但是,现在的上海,可能已经不流行“尹雪艳”这一种类型的女人了。
白先勇:现在当然也有很多尹雪艳,尹雪艳的后代又活跃起来了,所以我在说永远的尹雪艳,她永远是很多女性的一种梦想。倾倒众生、八面玲珑,所有的男性都拜倒在她石榴裙下。当然《永远的尹雪艳》不光只有尹雪艳,她只是一个象征,整个戏,刚刚你到的那个环境,我要的就是那种气氛,你们看到那个宣传海报,这些就是老上海的风华,你们大概也同意吧。看到那种味道马上就能唤起老上海的一种感觉,这种景不可能在别的地方的,只有上海才能呈现这种味道出来,我们就在捕捉这个东西,整个剧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
生活周刊:哪些细节最能呈现上海味道?
白先勇:舞台上哪怕一朵花,都要选得对,花的颜色,形状,摆在哪,都得对。舞台是个很神秘的东西,都对了才会很好看,有一个地方有瑕疵,就破坏了整体的美感。不能多不能少。是一个很神秘的世界,我希望观众一进去后,回到那个年代。希望做成这样子。
身体力行传统文化教育
生活周刊:我们都知道,您对戏剧舞台一直有一种热情,除了话剧,昆曲更甚?
白先勇:2012年,我刚刚演完两百场昆曲,对我来讲应该是一个封箱之作。我们在北京演了3天,2400个座位都满了,也确实有点曲终人散,很高兴,有很多感触。我的阶段性任务——昆曲差不多完了,我现在比较注重于昆曲教育,我在北大开课,已经四年了,大概还是会进行下去,昆曲进校园这是我很重要的事情。
生活周刊:校园里的大学生,似乎一直是您关注的重点?
白先勇:昆曲是我们的文化瑰宝,就是因为文化的关系,如果不做的话,我想我们这个昆曲可能就会衰萎下去。昆曲观众越来越流失,我看到的危机这么大,我想是不是出来做一出试试看,是否能够再引起大家的热情,我做这个,希望很多人做更多的。我本来觉得坐着看戏最舒服,我也不是昆曲界的,根本轮不到我来做。做这个苦得不得了,但是我觉得它意义非凡,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从北大到厦门大学,从南开到中山大学,我们都去演过了。现在我们的大学生,最缺少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