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

    对1942年的河南人来说,生存依靠的已经不是什么信仰,而是本能。在这种残酷的生存中,唯一需要的慰藉就是人和人之间那点微弱的善良的光芒。——刘震云

    《一九四二》的价值就是认识我们的民族性。影片中的老东家和素不相识的小女孩走完了逃荒路。两个陌生人瞬间成为亲人,正是我们民族的特点,这微弱的人性光芒,也是我们这个民族不会灭亡的原因。

    ——冯小刚

    除了莫言，今年中国文坛最热的作家首推刘震云。先是8月份携新作《我不是潘金莲》赴沪。11月底，由冯小刚执导、刘震云编剧的《1942》上映，其直面历史惨状的冲击力，激起了大范围讨论和争论。临近年底，收录了小说原著和电影剧本的《温故1942》出版，刘震云再次面对记者的追问，以总结的姿态谈电影、谈小说。

    文 唐骋华 图 资料

    充满笑声的悲剧

    生活周刊：电影已经上映将近一个月了，反响巨大，作为原著作者和编剧，您接受了大量采访，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刘震云：我有一个感慨，《温故一九四二》从小说到电影，媒体问我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为什么写这个？”犹太人不会问斯皮尔伯格为什么拍《辛德勒名单》，这反映了不同民族对历史的不同态度：犹太人要记住，而我们要遗忘。遗忘有两种情况，一种这件事不重要，还有一种是重要的，可依然忘记了。1942年死了300万人，相当于奥斯维辛死难者的三倍，那用“遗忘”来概括还不够，而是“麻木”。麻木带来的历史后果，我们每一天都能感觉到。这也是我们拍《1942》的一个原因，用针刺一下“麻木”。

    生活周刊：刺得效果如何？

    刘震云：我能明显感觉到大家开始关心了，问为什么要拍电影也是关心的一部分。我发现现在中国所有的媒体都跟进了这件事，像发生地河南，那儿的媒体用120个版连篇累牍地报道当时的情况。有的记者像我们当初创作剧本那样，重走灾民的路线。

    生活周刊：那观众的反应呢，很多人说电影里“笑点”比较多，不少场景观众发出了笑声，这似乎不太符合电影的氛围。

    刘震云：这个我注意到了。不管是在北京的七千人体育馆首映，还是在我们去过的城市，和观众一块儿看电影，笑声不下十次。但我恰恰觉得这说明观众看懂了，唤起了人性中那个没有被唤醒的神经。我观察了他们的笑，包括声道、强弱、喷发的情感，这跟看相声和小品发出的笑声是不一样的。悲痛至极的时候他们也在笑，这叫大悲不弃、大恩不谢、大变不惊。这使我想起老舍先生说过的，他特别想写一出悲剧，但里面充满了笑声。可惜，这部作品老舍先生没写出来。

    生活周刊：对年轻观众和读者有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

    刘震云：我跟小刚走了一些城市，像上海、杭州、广州、深圳、香港、武汉、重庆、郑州，发现大部分观众是80后和90后，有趣的是，他们的观感跟40后、50后、60后有巨大的不同，他们用了一个词：虐心。你看没看《一九四二》，他们说成“今天你虐了吗？”。我看到这句话非常感动。

    过去大家看电影，放完了大家嗑着瓜子、拿着爆米花，挽着胳膊出来了。这次一直等到歌唱完、字幕完了，坐那儿还不走，为什么，一定是在思考：自己笑的是什么、笑的后面是什么？一个地主家的千金，最后沦落到妓院，第一次接客的时候吃得太饱，蹲不下。这是真正的虐心了，80后、90后说是“被虐了一次”。什么叫虐心，不就是走心吗，就是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了。证明这部电影像针扎一样，扎痛了没有经历过的人，促使他们思考。我觉得思考对于一个民族非常非常重要。

    看完电影，再看剧本 

    生活周刊：您反复说过，《1942》的小说和电影不一样，您觉得把这样一部原本并非为电影而写的小说改编成电影，“丢失”了些什么？

    刘震云：关键看你碰到了谁，碰到有的导演可能就丢失，要碰到小刚，反倒是像文学作品坐上了一个火箭，升到很高的地位。并不是每个导演都能这样，我合作的导演也并不多，我说过，我不需要认识那么多人，不需要跟那么多人合作，我就跟目光长远相处又愉快的人合作。什么叫愉快呢，就是大家能一起让这个事发酵，使它成长，又都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大部分的人看一件事，先判断锅里有没有我，没他的份，就走了。

    生活周刊：那为什么这次要出这本书，它不只是原著，还包括了电影剧本。

    刘震云：一开始我也很迷茫。《温故一九四二》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已经出过了，电影也放过了，要不要把小说和剧本再合在一起出书，必要性有多大？但出版社方面说作用还是很大。首先，把这部小说编成电影本来是不可能的，原因特别简单，小说里没有任何电影元素，人物、故事、情节、细节都没有，它是怎么变成的、如何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其次，这个电影筹划了19年，是什么让我们能坚持19年？

    生活周刊：剧本的内容比电影更丰富吧，毕竟电影是要剪辑的。刘震云：当然，最主要的是长度。小刚这样的大导演，电影院也才给了140分钟，他必须剪掉一些，比如瞎鹿找驴，因为篇幅的关系前后剪掉很多，看得就不过瘾。还有宗教这条线，电影里边确实有头没尾，这也是篇幅的问题。其实张涵予饰演的安西满、牧师托马斯·梅甘都是有结局的，安西满后来真的发疯了，被日本兵打死。这些内容在书里剧本里都存在，整个作品显得更完整。

    另外看书的时候比较从容，可以往前翻，仔细琢磨。这本书把小说和剧本结合在一起，大家可以在看电影前先看小说，做好心理准备，看完电影后再看剧本，引发深入的思考。

    生活周刊：就《温故一九四二》本身来说，它在您的创作里也很独特，它不像官场小说，甚至根本就不像小说，而偏于历史、纪实，但您又一直在说这是个小说。

    刘震云：我觉着把作品用题材归类是不科学的，无论你用城市题材、农村题材、官场题材或历史题材、现实题材之类的。我觉得用一个词比较准确，那就是人性，一个民族特别独特的人性。把这个人性拿到世界民族之林，看它的胚胎是如何生根、发芽、长成了一个怎样的歪脖子树，对作家而言，这比题材和时间要重要得多。

    生活周刊：这也是您想通过小说和电影达到的目的？

    刘震云：那300万条生命使中国人有一些惊醒，《1942》不仅仅是一篇小说或一部电影，它超越了这个概念，而成为了民族记忆。有人说1942年的灾难不会再发生了，我说你错了，盛唐的时候西北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北宋的时候，汴梁繁华得了不得了，到处是酒楼，歌舞升平，转眼到了南宋，特别快。所以中国人爱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如果小说和电影能起到这个作用，不管是作者还是导演，目的是达到了。

    文摘 Digest

    这一年，华谊邀王朔写了《非诚勿扰2》，四两拨千斤玩儿一样就赚了大把的银子。正在纸醉金迷乐不思蜀盘算着一不做二不休整他个《非3》时，王老敛起笑容对我说：趁着现在这个势，你应该横下一条心把《温故》拍了。我没夸过别人的剧本，但老刘的这个本子写得确实好，你应该有这么一部作品；有《温故》这碗酒垫底，往后冯老就可以心无旁骛在商业片上胡作非为没有羁绊了。王老又厚道地说：你怕什么？万一票房上有个闪失，我再帮你写一喜剧不就给华谊找补回来了吗？

    ——《温故一九四二——一个小说和一部电影的缘分》之冯小刚《不堪回首，天道酬勤》

    我姥娘今年九十二岁，与这个世纪同命运。这位普通的中国乡村妇女，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员。在她身上，已经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国历史。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所以俺姥娘忘记历史一点没有惭愧的脸色。不过这次旱灾饿死的是我们身边的父老乡亲，是自己人，姥娘的忘记还是稍稍有些不对。

    ——《温故一九四二——一个小说和一部电影的缘分》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