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台湾作家、艺术家蒋勋颇受瞩目，他的《孤独六讲》《生活十讲》等书广受好评，最近又推出了新作《少年台湾》。他解析《红楼梦》《清明上河图》也是受众颇多。其原因，是因为蒋勋谈的是美学，也是生活。“生活美学”加上天生的好嗓子，让蒋勋成了最流行的美学大师。

    文 唐骋华 图 资料

    蒋勋

    1947年生于西安，祖籍福建长乐，成长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艺术研究所毕业，后赴法国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曾任《雄狮美术》月刊主编，先后执教于中国文化大学、台湾大学等，现任《联合文学》社长。著有诗作、小说、散文、艺术评论等，代表作有《孤独六讲》《生活十讲》《天地有大美》《汉字书法之美》等。

    蒋勋大学念的是史学系。受诗人痖弦影响，他原想投身戏剧领域，可当时台湾戏剧界的流行观念与他格格不入，只好忍痛转向。在改投美术系、哲学系遭家人反对后，蒋勋进入了“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

    “以往我对文艺的爱好是主观的，但经过史学训练后，我开始把文学艺术摆回其所在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中，而不再停留在少年时期那种浪漫的主观判断上。”蒋勋说，历史学背景让他得以从“主观感性艺术”走向“知性客观的艺术史研究”。读他的《写给大家的西方美术史》《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美的沉思：中国艺术思想刍论》等书，听他讲解《寒食帖》《清明上河图》，皆能窥出史学的门径。

    但为什么将史学方法运用于探究艺术，而不是单纯的研究历史？因为那些血腥残酷的历史事件令敏感的蒋勋倍感恐惧，“权力争夺真是好可怕。”唯有艺术，才能抚慰和提升人性。他举例说，明亡后石涛、八大山人等优秀人物都走上了艺术道路，是想获得超越于政治之上的价值观。“当前朝的仇恨消失，我们才发现，他们在艺术上营造了崭新的视觉空间，为后人理解当时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线索。”所以，艺术才是永恒的。

    随后，蒋勋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艺术研究所读了两年，在名师指点下，钻研历代文物。为他日后讲先秦、讲唐诗、讲宋词、讲红楼，奠定了国学根基。

    1974年蒋勋赴巴黎留学，严格的美学训练、广泛的美学实践使他迅速成长起来，尤其对“还原法”情有独钟。所谓还原法，指将艺术作品还原为作者的风格，再进一步还原到作者所处时代的风格，最后还原出当时的社会环境、现象。这对蒋勋影响深远，基本构成了他的美学探索的路径。

    西方“异文化”也提供了反照中华文化的资源。游历欧洲的时候蒋勋发现，欧洲人强调独立，年轻人敢满世界地闯，活得自我、潇洒。相反，华人总爱挤作一团，每个人都很委屈，“是不是中华文化已经老了，失去了动力和勇气？”他自问。追问数十年的结果是写出了《孤独六讲》《天地有大美》等。

    留学回来后蒋勋被纳入学院体制，讲课、研究、发论文，履历在逐步升高。有一天，他却辞职了，“生命一旦稳定就没有危机感，生活就没有活力。”另一方面，蒋勋觉得大学里的高头讲章离普通人太远，离生活太远，“而远离了日常生活，美又在哪里呢？”

    从1980年代起，蒋勋在新竹科技园区的IC之音开课，主讲“美的沉思”。起初除了“小猫两三只”，乏人问津。但渐渐有了人气。蒋勋勾勒出的听众形象是：“名校毕业生，三十七八岁，企业骨干，有期权、股票分红，很多年没休假，一直熬到过劳死。”刚开始他们是很功利的，一上来就问：“我女儿五岁，学钢琴好还是学小提琴好？”蒋勋答：“你先不要管钢琴还是小提琴，你可不可以每天抱抱她，让她感受父亲的体温？”

    这其实就是蒋勋提倡的“生活美学”——通过生活的细节领悟美、感受美。

    由于讲得好、讲得入心，名气越来越大，林青霞说蒋勋是她的“半颗安眠药”。豪门贵妇也结伴来到“红楼梦私塾”。讲到贾琏在外包养尤三姐时，蒋勋注意到，她们是有感触的。

    更多时候蒋勋是讲给普通人听，特别是讲给年轻人听。凡有华人的地方他都愿意去讲一讲，并管自己叫“美学传道者”。蒋勋觉得，中国人活得太累、太委屈，如果能从生活中发现美、从美中发现自我，境遇就会好得多。

    谈孤独：懂得孤独，才有自我 

    生活周刊：您最打动我的一本书是《孤独六讲》，您逐个分析了情欲孤独、思维孤独、语言孤独、伦理孤独等等，您很小就感受到了孤独？ 

    蒋勋：是。十三四岁开始发育，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觉得身体里有东西在骚动，可难以启齿，不敢跟爸爸妈妈讲，不敢告诉老师，很恐慌，自己偷偷地探索，觉得特别孤独。很偶然的，我读到了《红楼梦》，当我看到贾宝玉也有性幻想，有梦遗，吓了一大跳！曹雪芹告诉我，贾宝玉13岁了，你也13岁了，发生这些事情是不意外的。《红楼梦》的及时出现对我是一种救赎，让我知道了如何面对、处理自己的孤独。 

    生活周刊：这种孤独不仅仅来自于童年经验吧，您还出版了《因为孤独的缘故》《苍凉的独白书写》等书，包括新作《少年台湾》，都在反复申诉着孤独。您也谈到过，我们的氛围会让人的孤独感更强烈。 

    蒋勋：是。在汉字里“孤”和“独”都不是好字，失去父母照顾的小孩叫孤儿，没有小孩照顾的父母叫独居老人。我们非常怕孤独，所以你一生都没有独立的自我，你永远处在各种人际关系里——你是爸爸妈妈的儿子、女儿，你是丈夫的妻子或妻子的丈夫，你是老师的学生或学生的老师……你的自我系于他人身上。 

    这样就能逃避孤独了吗？不是的。有自我才能对话，即便身处沙漠，你还可以跟星空，跟狐狸、黄羊对话。但你没有自我，就算生活在城市当中，人跟人也是不对话的，甚至害怕别人。华人那么爱热闹，就是缺乏安全感，太孤独。 

    生活周刊：您认为这与传统文化有关，在这方面，您一直批评儒家。 

    蒋勋：非常批评。儒家文化有了不起的地方，但对私生活太严厉，阻碍年轻人发展独立的自我。我小时候在房间里看书，大概每过十分钟，妈妈就会来看一看我在干什么。我发现我的学生，问他任何问题都很犹疑，最好回家先问问爸爸妈妈。我很奇怪，你都20岁了，没有自己的主张吗？父母是爱你，可最后却以爱你的名义使你失去自我。 

    生活周刊：所以大陆有网友组建了“父母皆祸害”小组，您怎么看？ 

    蒋勋：我当然不认为父母是祸害，可是整个华人世界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家庭太保护孩子了，把少年人的思想都框住了。讲不好听一点，家庭真的变成了牢笼，我们一辈子活得好委屈。 

    生活周刊：所以您主张要向西方文化学习面对孤独的态度。 

    蒋勋：是。在欧洲读书时我发现，他们从小就把孩子训练成独立的个体：你是我的小孩，但你的意见是独立的，我尊重你。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太阳叫Sole，唯一的意思。他们认为孤独是唯一，是与众不同，是做你自己，所以孤独是伟大的。这个观点我不仅在台湾讲、在大陆讲，世界各地有华人的地方我都在讲，我写了那么多孤独的书，就是希望帮助那些在儒家训练系统中成长的孩子能独立思考。

    谈行走：走出去，看这个世界 

    生活周刊：您非常重视旅行，并且认为这是培养孤独、走出自我的重要方式。 

    蒋勋：我一般不说是旅行或旅游，我用的词是“出走”。一个人在某个环境待久了，会失去敏感，没什么能激发他的。这时候，就需要出走。出走和孤独是什么关系呢？你一个人背着包走青藏高原，或者走丝绸之路，从长安城（西安）一直走到欧洲，你可以知道什么叫孤独。因为那时候你没人可以说话，只能和自己对话、和宇宙对话，这能让你真正壮大起来。 

    生活周刊：到世界各地去走，这本身就是对儒家文化的一种“出走”或者说超越吧？ 

    蒋勋：是。我们华人在儒家文化里待久了，儒家讲什么？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为了“孝顺”，你是走不出去的。西方不一样，他们鼓励年轻人四处去闯，失败了也不要紧，那是悲剧英雄——这放在我们华人世界里大概要被骂死了（笑）。所以旅行是反省，是用异文化来检视自身的文化，反省我们有什么问题。 

    生活周刊：您也是“出走”到欧洲，用异文化反省的时候认识到旅行的这种意义的吧？ 

    蒋勋：上世纪70年代我在欧洲读书，要写关于文艺复兴的艺术史，老师问我有没有去过意大利？我说还没有。他说：“你不曾在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前热泪盈眶，怎么敢写他？”于是我就到意大利跑了一个月。我发现欧洲有一种青年出走的文化，他们打点零工攒点钱就出发了，花完了也不害怕，再赚点，继续下一段旅行。当时我很感触，宋朝的柳永写过“今宵酒醒何处”，中国文化里本来是有这个东西的，叫“壮游”，可这个文化老了，失去了走出去的勇气，已经缺乏生命力了。 

    生活周刊：所以您不断地写书、讲演，鼓励年轻人走出去。在《少年台湾》的序言里您写道：“这不是一本阅读的书，这本书阖起来，就可以背起背包，准备出发了。” 

    蒋勋：是，我希望能带动年轻人。 

    生活周刊：“出走”之前需要准备些什么？ 

    蒋勋：你想了太多“之前需要准备什么”，结果就是走不出去。有很多台湾小孩来问我：“去欧洲要准备什么？”我会反问他：“你觉得你要去做什么？”如果你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困难、不确定都是能够被克服的。 

    我常常打比方说，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怎么不是他取经，而是唐僧？因为孙悟空虽然有取经的能力，可是没动机，唐僧有强烈的动机。动机比能力重要：没动机，你连出发点都没有，第一步都迈不出去。今天小孩的学识、语言能力绝对比当年拿着商品样本满欧洲跑的华商好，可就是走不出去，因为他们没有“先走出去再说”的勇气。 

    生活周刊：对作家、艺术家来说，出走意味着什么？ 

    蒋勋：一个创作者如果不能独自走出去，他的经验会被慢慢耗尽，越来越少，那么他的创作一定会萎缩。我喜欢的作家、作品，像高尔基的《童年》《我的母亲》，沈从文的《边城》《长河》，都是从生活中来的。所以好的文学是读完以后你把它丢开，亲自去看一看那块土地和那里的人的生活。

    谈美学：与生命的本质碰撞 

    生活周刊：对美的感知，我们普通人也许会坚持一阵，但很快又被匆忙的工作牵着鼻子走，回到粗糙的生活状态。 

    蒋勋：关键在于你心灵本身的感知是否敏锐，不被外部环境左右。因此即便生活在大都市里，我们依然可以活得悠闲、自在。应该从自身做起，从生活美学出发，跟自己生命最本质的层面碰撞。

    我们应该给自己保有对“天地有大美”的感知，在那一刹那，能感到一种无目的的快乐。美就是无目的的快乐。

    生活周刊：大多数人觉得美学很玄乎，但您一直致力于普及“生活美学”，出版了《生活十讲》《天地有大美》《美的沉思》等书，讲座也多以“美与生活”为题。为什么将美学从高深的哲学讨论拉回到现实，强调从生活出发？ 

    蒋勋：什么是美学、什么是美？我想，美首先是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对生命的关心，这构成了美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是虚假的。衣食住行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既然你热爱生命，又怎么能鄙视衣食住行呢？我是要回到这个基础，教人在日常生活里发现美。 

    很多人会有误解，以为欣赏美一定要去画展、音乐会，但庄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诉我们：“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说美不奢侈，美就在天地间，可能你走过一条街道看见梧桐叶飘零，可能你在平原上看见绚烂的晚霞，也可能你看见夕阳西下，忽然就被感动了，跟朋友说：“真美。”因为这风景与我们的生命交错、叠合。 

    生活周刊：可是现代人生存压力大，房奴、卡奴、车奴，他们觉得挣钱还贷款都来不及，哪有闲心从生活中发现美。 

    蒋勋：是，平常忙着工作、忙着赚钱，忙这忙那，似乎我不应该跟他们谈美，好遥远、好奢侈啊。我在上海待过几年，也感觉到经济刚发展的城市，人会觉得，钱以外的东西都是不重要的。可是我常常追问，除了追求物质性的东西，你的生命价值还有哪些？你快乐吗？你究竟想要什么？我不是说不要工作、不要还贷款了，而是说，我们还应该给自己保有对“天地有大美”的感知，在那一刹那，能感到一种无目的的快乐。美就是无目的的快乐。 

    生活周刊：虽然纯粹的美要去除功利目的，不过，如果您也讲一点懂得审美的好处，大众会更容易接受吧？ 

    蒋勋：也好（笑）。就拿汉字来说，今天很多人都用电脑打字，看上去书法没用了。实则不然。电脑的字体也分仿宋体、黑体、楷体等等，有些端正、有些秀气、有些豪放。我跟年轻朋友开玩笑说，同样是写E-mail，你写给客户的信用温柔、抒情的字体，写给女朋友的却用正儿八经的字体，你觉得这对不对呢？说不定女朋友都没兴趣跟你谈恋爱了（笑）。所以，如果你能从生活中感知到美的细节，处理事情、人际关系的方法就会比较对，就是和谐。美是一种和谐。

       荐读

    《少年台湾》

    在岛上“流浪”十年的笔记，而“少年”则是蒋勋对“青春形式”的某一种迷恋。

    “每一个礁石在解开咒语之后，它们都重新知道它们的原形，在岛屿的尾端，在咒语解除的夜晚，它们和早夭于美丽岁月的少年时刻的我，一同牵着手在浪涛间舞蹈，那时，我突然大声向泪水汹涌的大海交出裂帛一样的声音：我爱你！”

    《孤独六讲》

    美学的本质或许就是孤独。

    “我们希望用语言拉近彼此的距离，却又怕亵渎，如果不够亲近，又会疏远，于是我们用的语言变得很尴尬。在电影中呈现的就是这种‘孤独的温暖’，因为当你站在火车月台上，大家就会互相鞠躬道早，日复一日重复着这些敬语、礼数，可是永远不会交换内心的心事。”

    《蒋勋说红楼梦》

    一个生命在叩问和聆听另外的生命。

    “《红楼梦》变得很奇怪，有一点像一个公式，每个人都可以附会出自己所要的东西。文学不是励志格言，不是非黑即白的答案，文学史对生命真实现象的理解与包容。‘痴’在美学上是说：理智逻辑无法解释的现象。真正好的文学，是对人生在比较高的层次上的观察与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