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温故一九四二》，刘震云和冯小刚合作过三次，并且这三次对冯小刚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于是作为亲历者，在“温故冯小刚”的路途中，刘震云的观察、感受与评价，就尤其有价值。

    文 唐骋华 图 资料  

    刘震云的“脱轨”

    《温故一九四二》在刘震云的创作历程中显得很特别。它完成于1993年，此前他写了《塔埔》《官场》《一地鸡毛》，此后还将写《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清一色的小说，唯独这篇仅四五万字的作品属于“非虚构”。

    除了题材，更显著的区别是内容与风格。《一地鸡毛》《手机》都被冯小刚改编成影视剧，戏谑、讽刺、夸张，带点痞子味，由此塑造了“冯氏喜剧”的典型特征。《温故一九四二》不同，刘震云将笔触直接伸向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现场，虽也有调侃，却多为压得人笑不出来的黑色幽默。难怪他说这部作品“不在我日常的写作渠道里”，顿了顿，他接着强调，“也不在我的写作体系里。”

    把刘震云拖出常轨的是钱刚，原《中国减灾报》执行编委、现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研究员。1990年，钱刚计划写一本中国近代灾难史，搜集了20世纪中国的100个大灾难。有一天，钱刚跟刘震云聊到了1942年河南大饥荒，说饿死了300万人。后者吓了一跳，“我自己就是河南人，居然从没听说过！”钱刚又告诉他，这场灾难导致的死者，三倍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刘震云被深深震撼了，“可怕的还不是灾难本身，而是遗忘。”

    不过当刘震云回家乡调查后又觉得，民众的“遗忘”是不应苛责的。他问过很多老者，包括外祖母，他们总是几经提醒才想起1942年。这并非由于他们忘记了灾荒、忘记了因此丧命的亲人，而是，“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你到底说的哪一年？”

    刘震云很快意识到，探访亲历者远不如翻阅当年的报纸、史料来得详实、准确。他钻进图书馆，查阅1942年的《中央日报》《大公报》《河南民国日报》，泡进档案馆查延津等县县志。白修德、谢伟斯等外国人的一手报道也提供了诸多细节。

    经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刘震云得出了结论：旱灾还不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战争、国际局势、当局的态度和应对方式才是。“那一年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丘吉尔感冒……相比之下，河南灾荒太小了。”

    冯小刚的“回归”

    将《温故一九四二》拍成电影的是冯小刚，并不太令人意外。从《集结号》《唐山大地震》起他就在转型，力图超越“贺岁片导演”的框框。但刘震云认为，真要说转型，那得从1993年算起，甚至都不能叫转型，而应称作“回归”。

    1993年，正是刘震云调查和写完《温故一九四二》的时候。说来也巧，就在那一年，由王朔引介，他与冯小刚相识。掐指一算，两人皆生于1958年。翌年冯小刚、王朔、彭晓林合开“好梦公司”，《一地鸡毛》成了该公司第一部公开放映的电视剧。

    王朔最看重的其实是《温故一九四二》，并推荐给了冯小刚。后者看完后激动了，诚恳地表示：“如果你信任我，我想把它拍成电影。”但刘震云婉拒了，“我再想想。”后来他坦言，回避的主要原因是不知道如何把这个“非小说”写成剧本。

    刘震云正式托付要到2000年。那年元旦到冯小刚家喝酒，随后郑重地说：“我把《温故一九四二》交给兄长了。在这件事情上，我愿意和你共进退。”

    奇怪的是，此前冯小刚因公司运作不顺利，急速转向，靠《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一声叹息》等片奠定了在商业电影领域的地位。刘震云呢，完成了浩繁的“故乡三部曲”，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连冯小刚本人都纳闷：“为什么是我？”刘震云不愧为“中国最绕作家”，答道：“我们确实有几个优秀前锋，但已经冲到了底线，要想进球，最好把球传给正从中场启动的队员。我看到冯老师正从中路插上，球就传给你吧。”

    冯小刚接到的不只是球，还有踢球理念。刘震云给他“洗脑”，说创作剧本有两种方式：一是一群聪明人坐宾馆里搞“头脑风暴”，想很多聪明的桥段；二是笨人笨办法，靠两条腿，到现实中找故事。刘震云拉着冯小刚重走当年灾民的流亡路线、日寇侵略河南的路线，及蒋介石的活动路线，边走边采访。2005年，两人“复盘”了一遍。

    其间，冯小刚又拍了几部商业片，也持续尝试着转型。刘震云则做过《手机》的编剧，一句“做人要厚道”的台词，红遍大江南北。但两人都不曾忘掉《温故一九四二》，王朔还安慰冯小刚：这片子要是赔本，我再写个喜剧帮你赚回来！2011年，电影终于开拍。

    《非诚勿扰2》里有一串与剧情无关的抒情镜头，外界解读成“冯小刚中年危机”。刘震云却说，早在2002年一起写《手机》剧本时，他就感到了变化。“他从前喜欢嬉皮士打扮，但拍《手机》时开始穿正装，像知识分子，走路慢了，说话也慢了。”人到中年的冯小刚渴望转变，恰好拈出了刘震云的“脱轨”作品，借此，他回到了好梦开始的地方。

    对话

    Dialogue

    冯小刚是一个有见识的导演

    生活周刊：冯小刚第一次提出想把《温故一九四二》拍成电影的时候，你为什么没答应？

    刘震云：当时我说再等等，我们的认识水平可能还没到那个高度。但我真正顾虑的是小说和电影是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何况“温故”还是调查体，不像小说那样有具体的人物、故事、情节，有起承转合，这怎么拍成电影呢，我想不清楚。我用了八年想明白了，那就是“态度”——灾民是如何应对死亡的？当局呢？国际上呢？态度背后是国民性。抓住了这一点，电影需要的人物和情节就能铺开了。

    生活周刊：但是开专家论证会，所有人都说这不可能拍成电影。拿去申报、审批，据说在立项阶段就被驳回了三次。那么坎坷，冯小刚为什么还坚持拍？

    刘震云：因为他有见识，他认识到了我们这个民族面对死亡时的态度，是值得探讨的。把见识坚持下来，对冯小刚来说特别不容易。首先，他必须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其次，他完全可以继续拍《一地鸡毛》这种片子，轻车熟路还赚钱。但他没有。第三，从小说到电影、从申报到立项、从开拍到通过审核，事先看起来似乎都不可能，可是我们做成了。

    生活周刊：这是你跟冯小刚第三次合作吧，说一说感受吧？

    刘震云：我跟他合作很愉快，学了不少东西。冯小刚自己写过剧本，在细节和节奏的把握上甚至超过很多作家。另外，冯小刚既能把电影导演好，也能把生活导演得好，剧组百来号人，他能把各方面都协调好，不简单。

    生活周刊：请用一句话评价冯小刚。刘震云：一个有见识的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