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就是教父,“崔健来了”的感觉,果真是非同凡响的。尽管,再次来到上海的“蓝色骨头”已经是崔教父20年后的又一春,但崔健出马、谁与争锋,一代又一代的摇滚青年们怕是早就按捺不住了。
文l 毛予倩 图l 资料
把摇滚做成和时尚同行的声音
生活周刊:20年,挺长的时间线,再回上海做演唱会,有没有忐忑?
崔健:除了北京之外,上海我来得最多,基本每年都来,所以可能也没觉得在上海开演唱会有什么特别迫切的要求。专场演出我本来就不常做,除了在北京之外,别的城市我也都很少做。因为专场演出有很多硬件要求。这次来,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些观众不仅想看到我们音乐节上的表现,还想看更完整更深入的作品展示。12月24日的演唱会音乐形式与以前基本一样,曲目有些变化,可能会唱我平时在音乐节不常唱的歌,更多关注到音乐的叙事上,还准备了几首从没在上海演唱过的歌,现在在准备的有《外面的妞》《阳光下的梦》。我明白你问这个问题的意思,其实,我想说,摇滚乐没有南北方之分,真要说的话,北京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北方城市,其他的北方城市甚至都没有别的南方城市对摇滚的态度。
生活周刊:您也说自己可能这些年,跑音乐节比做演唱会来得多,两者在您眼中的差别是什么?
崔健:音乐节像过节,大家有更强的消费与娱乐,延续两三天,那种气氛,放松的感觉是演唱会不可能有的。演唱会更严肃,庄重地去听这场演唱会。但两者都必须有两个部分,表演者和观众,这样才完整。所以我觉得一个艺术家一定要在不同的形势下去调整他作品的表现形式,这两种形式都很好。
生活周刊:现在音乐选秀的节目上,唱摇滚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多人说自己是听您的歌长大的,对此,您怎么看?
崔健:每年好像都很多。其实一个好的选秀节目,最重要的就是和电视机前观众互动,这种互动实际上就是电视文化。但是这要和音乐文化比较的话,还有一定的距离。一旦观众参与到电视节目中,歌手会特别注重自己参与其中的原因和故事,所以他演唱的音乐也都伴随这故事的转变。我也在策划,也希望自己将来能帮助中国的创作音乐走入电视,我们也在做一些创意,类似这样的节目,让电视机前的观众不光看到表演艺术,而看到创作艺术,和批判、愤怒这一些主旋律之外的另一种声音。希望把这些声音,创作音乐、摇滚音乐,电子音乐、说唱音乐,这些都带到大家面前。这些都可以说是与时尚同行的声音。当然这也还只是我的一个愿望而已。
摇滚开放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生活周刊:那您觉得当下的摇滚乐变得更好,或者说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吗?
崔健:我觉得中国的文化环境、经济环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摇滚是有遏制的,摇滚就像是中间的流量,能挤出多少就挤出多少,而且这种挤出是有代价的,你必须瘦身,你要自我审查、自我省略、自我阉割一些东西,才能流出来,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所以,我认为真正的摇滚乐开放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可能大家在未来的几年里,会真正感受到“摇滚”,也许这是我们的奢望,因为在亚洲其他国家,摇滚乐也并没有成为主流音乐。摇滚在亚洲出现的原因,并不是自发的,而是因为在欧美的成功,在欧美,摇滚曾经是、现在是、将来可能也会是主流音乐。我从来没有想过通过摇滚来制造社会责任感,这不是制造就能出来的,这是与生俱来的。作为一个18岁以上的成年人,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一定的责任,甚至更年轻的人,他们身上也有责任。摇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合作、不献媚的,它们一般不会包装自己,当然,像这种宣传自己的演出,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以作假的形式去包装,摇滚肯定是做不到的。
生活周刊:那您觉得离摇滚开放的岁月,还远吗?
崔健:这样说吧,大家可以看一下每年乐器的销售,每年以10%的速度在增长,甚至可能更高,年轻人大量的玩音乐,这些人可能现在还不会被大家关注,因为他们对一些所谓的主流的东西不屑一顾,但他们还没有离开模仿的阶段,当他们厌倦了所有其他人的作品,开始掏心窝地去表达的时候,成为一个群体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自然就会重视他们,那么开放的日子也就到了。
生活周刊:到时候,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理想的摇滚的状态了,那是什么样的?
崔健:我觉得理想的摇滚的状态是——公平竞争。因为目前来说,主流音乐的强势,他们对媒体的霸占程度,造成了大家不愿意追逐音乐,而更愿意去看曝光率和点击率,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从某种程度上,没时间去想这些东西,所以,我一直希望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摇滚环境。管理的法制化,这样,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私人的原因而去扼杀一个艺术家长及一生的自由创作,你可以有一个合理的范围,但不能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就把一些音乐给封杀掉了。
改变固有“摇滚”印象其实很难
生活周刊:有一些您身边的人说,其实您不像摇滚圈的,您怎么看?
崔健:摇滚其实给人一种错觉,好像摇滚的灵感都来自于一些放浪的生活:酗酒、吸烟……其实摇滚的定义有很多种,比如,对主流生活方式的拒绝,但实际上摇滚人对生活的热爱程度是一样的,他们对自由的渴望,愿意付出一定代价才获得心灵上、肉体上的自由。
生活周刊:很多年前,您就开始提倡“真唱运动”,如今,您觉得成效如何?
崔健:我曾经坐飞机的时候,旁边坐着一个香港人,他就问我:“你为什么要搞这个真唱运动?假就假呗,观众不会在乎。”我就觉得有一点无语,因为他来自香港,没想到他也有这种想法。后来,我发现他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想法:音乐,在很多人心中,是一个宠物群体,他们不把明星当独立灵魂来看,对他们没什么要求。但我觉得当一个人站在舞台上、拿着话筒,面对成千上万观众的时候,他更重要的是表现自己,而不是娱乐大家,可能平等这个概念,有些人并不太清楚,甚至,他们歧视我们,很多人在对待他们喜欢的偶像的时候,是有点歧视的,像是对待宠物一样的心情,所谓歧视有点儿不太准确,就是他们喜欢你,但不希望你改变,当一个宠物改变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你怎么这么讨厌”。从这一点上,我就知道,其实,我是不想成为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