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人来说，祝勇这个名字还不是那么熟悉。但在文化圈、读书圈，他已是有口皆碑——《旧宫殿》《血朝廷》《辛亥年》都将目光投向晚清的社会变迁，且写法与众不同。而今年推出的新书收纳了祝勇的人物随笔，显示了长期以来，他对知识分子、对大师的关心。不过，和他的写作一样，他的关心也显得很另类。

    文l 唐骋华     图l 资料

    白天VS夜晚

    祝勇是一个低调而温和的人。无论是品咂历史或谈论现实，他都很少直接给答案，语调也是谨慎的、素朴的，条分缕析，避免跳出激烈的、极端的词汇。将近一个小时的攀谈过后，记者发现甚至很难拈出一两条“金句”，使稿子更亮些。

    这当然不代表祝勇没想法。他是“冷眼旁观”。

    去年，逢“辛亥百年”，相关题材火爆。祝勇推出了历史小说《血朝廷》，担任热播纪录片《辛亥》总撰稿，8月间还出版了长篇纪实《辛亥年》。这一系列作品呈现出了鲜明的“祝勇特点”——史料丰富，人物鲜活，分析描写丝丝入扣，深入人的内心和历史的逻辑。例如《辛亥年》以一场鼠疫开篇，每一个人名、每一条街道都有可靠详实的依据，经祝勇的讲述而栩栩如生，仿佛就在身旁演绎着。

    新书《大师的伤口》延续了独特的视角。近些年，有关“民国知识分子”的话题在学界和公共领域热了起来，谢泳、岳南乃至陈丹青都在重塑那个年代和年代里的读书人，书一本接一本地出，大师一个接一个地为更多人知晓。祝勇自然是关心的，不过一如书名显示，他盯住的是“伤口”。

    何谓“伤口”？最简单的解释是“局限性”。祝勇说：“面对大师，人们习惯于仰望，只看得到他们的高大。但实际上，大师可能有精神上的缺憾，连他本人也未必意识到。”

    以鲁迅为例，按照教科书塑造的形象，他顽强地与黑暗抗争，呼唤光明，是战士、斗士。但通过文本分析，祝勇指出了鲁迅对黑夜的偏爱——他的《野草》就多以夜为背景，充满孤魂、地狱、鬼魂、无物之阵。同样，他笔下的人物如阿Q、祥林嫂、闰土，基调也是压抑、阴郁的。如果说教科书塑造了“白天的鲁迅”，祝勇则揭示了“夜晚的哲学”。切入这一视角，能窥见大师的“另一面”。

    教科书VS个人记忆

    祝勇把《鲁迅：夜晚的哲学》作为《大师的伤口》一书的开篇，是颇有深意的。

    祝勇刚毕业那些年，知识分子间兴起“下海”热。祝勇深感困惑——面对汹涌澎湃的市场浪潮，知识分子究竟该如何自处？知识分子问题令他产生兴趣，并接触了黄永玉、舒芜等老一辈文化人，先后写出《草鞋下的故乡：凤凰》《存在的代价：透过舒芜看迷失》等专著或长文。新千年来临前，祝勇主编《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一书，吸纳了众多学者的探讨。

    不过对祝勇而言，这段时间里以1994年最关键。那一年著名学者孙郁编撰了《被亵渎的鲁迅》，收录郭沫若、陈西滢、梁实秋、苏雪林等人当年批评、责骂鲁迅的文章。孙郁的本意是展现鲁迅是怎样“被亵渎”的，祝勇却借此窥见了另一个鲁迅——原来对手眼里的他是那样的，原来“人际网”中的他并非高大全，原来他也有阴郁面。

    透过当事人的笔触，鲁迅走出了教科书，丰满起来。重要的是，“教科书塑造的鲁迅形象只要你接受，不希望你思考，但现在，你必须思考。”从何处切入呢？答曰：“个人化记忆”。《被亵渎的鲁迅》让祝勇意识到，正是根据当事人的私人记录，突破了刻板印象，拼出了一个面目迥异的鲁迅。

    2008年祝勇出版《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他叛逆了“规定性阅读”，试图通过“反向阅读”显示若干“受到遮蔽的内涵”。在《大师的伤口》里，他同样大量运用个人记忆，从自身的阅读感受和经验出发，探讨沈从文、巴金、张中晓、舒芜、金庸等人的“伤口”。

    理想化VS文化的伤口

    或许是“伤口”看多了，对于过分赞美民国知识分子的倾向，祝勇是不满的。“大师当然有值得传承的东西，但大师往往又特别复杂，并非一片光明。”他的质疑是：那如果民国大师真那么完美，为什么很多人后来走向另一条道路？“那可是同一批人啊！”

    其实祝勇是温和的人。他眉宇舒坦、言谈清雅，对笔下人物有着“同情的了解”。“我不是苛求大师，而是尽可能摆脱先入为主之见，用史料激活他们，理性分析。”

    这一点，在和舒芜的交往中体现得尤其明显。由于曾“出卖胡

    风”，在知识界，舒芜长期被视作“犹大”。祝勇接触下来却觉得，他待人“亲切、宽厚、平静”，学问也渊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古代妇女生活史、红学等领域皆有高深造诣。

    这样一个人何以会变成“犹大”呢？在长文《存在的代价：透过舒芜看迷失》中，祝勇仔细还原了舒芜精神转变的历程，并指出，他的“背叛”不仅仅出于利益考量，也的确在观念上皈依了某种思想。“出卖”胡风，是对该思想交心。

    文章发表后引起广泛争论，一时间，为“叛徒”说话的祝勇遭到不少指责。如今十多年过去了，舒芜先生已去世，祝勇把此文和批评意见收入新书。

    “我并不是在为谁辩解。”他向记者表示，研究包括舒芜在内的知识分子当年的所做作为，应该分两个层面。“第一，你有过揭发、背叛等行为，必须承担个人责任，是逃不掉的。第二，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是什么把他们变成那样？”因此，祝勇强调自己选取的书写对象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并且“对事不对人”。他想探究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文化，究竟哪里出了问题？用他自己的说法则是：“我想通过个人的伤口，研究文化的伤口。”

    《大师的伤口》是很好的梳理和总结，当然，这不会是终点。目前，祝勇正以九旬老人郑珉中为圆心，由点及面，展示故宫博物院90年的苍黄风雨，并窥视20世纪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