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展期间，著名作家刘震云抵沪，与王安忆、莫言和毕飞宇这3位同样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畅谈“文学写作与阅读生活”。同时他也接受了生活周刊记者的专访。

    文 唐骋华 图 受访者提供 资料

    刘震云是个挺骄傲的人。20多年前他写了小说《官场》，20多年后他自信地对记者说：“今天市面上所有的官场题材的小说，没有一篇能胜过我当年的《官场》。”原因，在于他对“人情社会”的洞悉和把握、对小说结构的探索和创新，远远超过同行。

    表面上看，新作《我不是潘金莲》也和时下流行的官场题材类似。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李雪莲经历了一场荒诞的假离婚案，还背上了“潘金莲”的恶名。为自证清白，她走上了告状之路，并误打误撞地到了北京。然而结果比逻辑更荒诞，李雪莲不仅未能自我洗刷，反而将一件小事发酵成大事，引发了一起又一起光怪陆离的风波……

    小说的结构也很有趣，总共三章，前两部分居然以序言的形式呈现，好容易读到正文，寥寥十几页就结束了。刘震云解释道，和《一句顶一万句》一样，《我不是潘金莲》也是“公路小说”，小说人物皆是一边行动一边思考的行走者。

    这一切显示，和那些教你诈的官场相比，刘震云“别有用心”。他“嘿嘿”一笑，“我写的既不是打官司也不是官场，李雪莲也不是主角。我写的是生活，生活背后的逻辑。”熟悉刘震云的读者会听懂他的意思：从早期的《故乡天下黄花》，到《手机》《我叫刘跃进》，再到这三年内连续推出的《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他念念不忘的是搜寻中国人的“生活逻辑”，并且，用幽默和荒诞的形式呈现。

    孤独，因为越纠正越糊涂

    生活周刊：《我不是潘金莲》说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不过两者在情节上没什么联系。

    刘震云：故事上的确没延续，是在理儿上有延续。《一句顶一万句》是说：“只因为想在人群中说一句话，但非常困难，不再是我说不出来，而是找不到听我这个话的人。”《我不是潘金莲》是说：“只因为在人群中想纠正一句话，结果发现，这比想说一句话更困难。”

    生活周刊：那我这么理解，《一句顶一万句》的主题是孤独与寂寞，《我不是潘金莲》则把它进一步加深了。

    刘震云：几千年来中国人都活得太孤独太寂寞，这跟我们的文化生态、生活生态有关系。我们只有人跟人的关系，少有人跟信仰的关系，而后者才是很稳固的。因为人跟人的关系会变，哪怕是知心朋友也会背叛你，可信仰不会，只有你背叛它。

    在人跟人关系的社会，比如酒桌上你欢声笑语，滔滔不绝，因为你说的都是表面的话，越表面越能拉长。相反，知心话比较短、比较朴实，它最有力量，不需要任何华彩去渲染。但是，你找不到合适的人说出来，你只能说表面的话；并且，因为大家都只说表面的话，你想认真地纠正一句话更加困难。你看，李雪莲用一辈子想在人群中纠正“她是潘金莲”这句话，从村里一直纠正到北京，越纠正越糊涂。

    生活周刊：您所有的小说都在谈孤独，这来源您对生活的体验和观察？

    刘震云：只要是中国人，几个人凑在一块儿都是笑语欢声。不但知识分子这样，农民工也一样。我们有那么多节日、那么多庆典、那么多开幕式，特别喜欢群体的欢乐。可当他是一个个体的时候，就特别孤独，人跟人关系的社会是非常孤独的。喧闹和突然静下来，我觉得这是生活里一种很强烈的对比。

    生活周刊：那您内心孤独吗？

    刘震云：早年认识的朋友，听说他现在的遭遇，心头会为之一动。比如老林，《塔铺》里的人物，当时是和我年龄相仿的，三十年过去，变成了另一个人。社会已非驴非马，有羊头也有狗肉，羊头上长出了狗肉。老林看了生气，我看了都生气，飙车撞人、绯闻恶心我们、开会馆大张旗鼓纸醉金迷……我是手艺人，靠码字赚钱，有钱人则是用钱来赚钱，更有钱的人是用你的钱来赚钱。金钱社会导致生活和政治结构都产生变化，小林已面目全非……

      我绕，因为生活太荒谬

    生活周刊：这种孤独里也包含着荒诞。《我不是潘金莲》的女主人公李雪莲一辈子打官司，但和《秋菊打官司》不同，李雪莲的逻辑和事件挺荒诞的。

    刘震云：对，李雪莲用一辈子打官司，但她的离婚和各级机关全无关系，却最终导致全部官员落马。李雪莲是冤的，那一批落马者更冤，谁导致了他们的冤？是生活逻辑和政治逻辑。所以，李雪莲不是故事的主角，我写的也不是打官司的事。我写的是官司背后生活的逻辑——那么一件小事，最后弄成了大事。真正的生活逻辑还是人的逻辑，人的荒诞才会导致社会的荒诞、生活的荒诞。这是符合生活荒谬的更荒谬的逻辑。

    生活周刊：您反复在说“生活逻辑”，中国的生活逻辑是什么？

    刘震云：人缺乏远见，不是一个人，是每一个。我们修路、建桥，公共设施的寿命都很短。中国的知识分子没创见，也不要求知识分子有创见。国外的孩子一百个能成长成两百个，中国的孩子一百个变成了一个。世界上只有一条阳光大道，你们不用思考，跟着我走就行了。这不是近几十年产生的思想，中国的戏，宫廷戏居多，忠臣就是和皇帝说一样话的人，奸臣是和皇帝说不一样话的人，是丑角，抹着白鼻子。把赞成作为好人的标准，把反对作为坏人和奸臣的标准。这是中国几千年下来的生活逻辑。

    生活周刊：您的理儿说得很绕，一直有批评认为您的作品写得也有点绕。

    刘震云：我是中国最绕的作家（笑）。为什么这么绕呢？它是有来由的。你要说清一件事，必须说清八件事，一件事里有八个道理，八八六十四个道理，把这64个管道都钻通特别费劲。日常生活中，我们就偷懒了，习惯大而化之。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把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说清楚，那样又有人觉得“绕”。

    你看我的小说，事不绕，绕的是事后的生活逻辑。国外是有人来钻这64个管道的，黑格尔、笛卡尔、胡塞尔、康德、维特根斯坦……中国没有，老子、孔子、孟子都只是人生的感慨，没上升到社会、政治体系。既然中国没人来钻，那我就来钻吧，我就来绕吧。

    生活周刊：这是文学所能承载的？

    刘震云：我写的是事、理之后的逻辑，而这种逻辑恰恰只有两个学科可以搞清楚，一个是哲学，一个是文学。一个是哲学理念的线条，一个是文学形象的线条，画出逻辑的图谱。

    声音

    张颐武（评论家、学者）：从《手机》《一句顶一万句》到《我不是潘金莲》，刘震云都在讲人和人之间沟通的困难，《手机》越交流越困难，《一句顶一万句》越说得多越不行，《我不是潘金莲》越现代越糟糕。大家都在尝试超越这个困难，但每个人表达出来以后都变了味，都被重新解释了。这里面有人类的大哲理、大关怀。

    白烨（评论家）：刘震云确实在文学如何直面现实上走出了新路子，这是别人没有的，属于刘震云自己的。这个路子就是写小人物，用这种看似绕舌的叙事，来写当下基层社会的基本生态。这是他的小说呈现的特点，是别人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