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展期间,著名作家刘震云抵沪,与王安忆、莫言和毕飞宇这3位同样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畅谈“文学写作与阅读生活”。同时他也接受了生活周刊记者的专访。
文 唐骋华 图 受访者提供 资料
刘震云是个挺骄傲的人。20多年前他写了小说《官场》,20多年后他自信地对记者说:“今天市面上所有的官场题材的小说,没有一篇能胜过我当年的《官场》。”原因,在于他对“人情社会”的洞悉和把握、对小说结构的探索和创新,远远超过同行。
表面上看,新作《我不是潘金莲》也和时下流行的官场题材类似。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李雪莲经历了一场荒诞的假离婚案,还背上了“潘金莲”的恶名。为自证清白,她走上了告状之路,并误打误撞地到了北京。然而结果比逻辑更荒诞,李雪莲不仅未能自我洗刷,反而将一件小事发酵成大事,引发了一起又一起光怪陆离的风波……
小说的结构也很有趣,总共三章,前两部分居然以序言的形式呈现,好容易读到正文,寥寥十几页就结束了。刘震云解释道,和《一句顶一万句》一样,《我不是潘金莲》也是“公路小说”,小说人物皆是一边行动一边思考的行走者。
这一切显示,和那些教你诈的官场相比,刘震云“别有用心”。他“嘿嘿”一笑,“我写的既不是打官司也不是官场,李雪莲也不是主角。我写的是生活,生活背后的逻辑。”熟悉刘震云的读者会听懂他的意思:从早期的《故乡天下黄花》,到《手机》《我叫刘跃进》,再到这三年内连续推出的《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他念念不忘的是搜寻中国人的“生活逻辑”,并且,用幽默和荒诞的形式呈现。
孤独,因为越纠正越糊涂
生活周刊:《我不是潘金莲》说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不过两者在情节上没什么联系。
刘震云:故事上的确没延续,是在理儿上有延续。《一句顶一万句》是说:“只因为想在人群中说一句话,但非常困难,不再是我说不出来,而是找不到听我这个话的人。”《我不是潘金莲》是说:“只因为在人群中想纠正一句话,结果发现,这比想说一句话更困难。”
生活周刊:那我这么理解,《一句顶一万句》的主题是孤独与寂寞,《我不是潘金莲》则把它进一步加深了。
刘震云:几千年来中国人都活得太孤独太寂寞,这跟我们的文化生态、生活生态有关系。我们只有人跟人的关系,少有人跟信仰的关系,而后者才是很稳固的。因为人跟人的关系会变,哪怕是知心朋友也会背叛你,可信仰不会,只有你背叛它。
在人跟人关系的社会,比如酒桌上你欢声笑语,滔滔不绝,因为你说的都是表面的话,越表面越能拉长。相反,知心话比较短、比较朴实,它最有力量,不需要任何华彩去渲染。但是,你找不到合适的人说出来,你只能说表面的话;并且,因为大家都只说表面的话,你想认真地纠正一句话更加困难。你看,李雪莲用一辈子想在人群中纠正“她是潘金莲”这句话,从村里一直纠正到北京,越纠正越糊涂。
生活周刊:您所有的小说都在谈孤独,这来源您对生活的体验和观察?
刘震云:只要是中国人,几个人凑在一块儿都是笑语欢声。不但知识分子这样,农民工也一样。我们有那么多节日、那么多庆典、那么多开幕式,特别喜欢群体的欢乐。可当他是一个个体的时候,就特别孤独,人跟人关系的社会是非常孤独的。喧闹和突然静下来,我觉得这是生活里一种很强烈的对比。
生活周刊:那您内心孤独吗?
刘震云:早年认识的朋友,听说他现在的遭遇,心头会为之一动。比如老林,《塔铺》里的人物,当时是和我年龄相仿的,三十年过去,变成了另一个人。社会已非驴非马,有羊头也有狗肉,羊头上长出了狗肉。老林看了生气,我看了都生气,飙车撞人、绯闻恶心我们、开会馆大张旗鼓纸醉金迷……我是手艺人,靠码字赚钱,有钱人则是用钱来赚钱,更有钱的人是用你的钱来赚钱。金钱社会导致生活和政治结构都产生变化,小林已面目全非……
我绕,因为生活太荒谬
生活周刊:这种孤独里也包含着荒诞。《我不是潘金莲》的女主人公李雪莲一辈子打官司,但和《秋菊打官司》不同,李雪莲的逻辑和事件挺荒诞的。
刘震云:对,李雪莲用一辈子打官司,但她的离婚和各级机关全无关系,却最终导致全部官员落马。李雪莲是冤的,那一批落马者更冤,谁导致了他们的冤?是生活逻辑和政治逻辑。所以,李雪莲不是故事的主角,我写的也不是打官司的事。我写的是官司背后生活的逻辑——那么一件小事,最后弄成了大事。真正的生活逻辑还是人的逻辑,人的荒诞才会导致社会的荒诞、生活的荒诞。这是符合生活荒谬的更荒谬的逻辑。
生活周刊:您反复在说“生活逻辑”,中国的生活逻辑是什么?
刘震云:人缺乏远见,不是一个人,是每一个。我们修路、建桥,公共设施的寿命都很短。中国的知识分子没创见,也不要求知识分子有创见。国外的孩子一百个能成长成两百个,中国的孩子一百个变成了一个。世界上只有一条阳光大道,你们不用思考,跟着我走就行了。这不是近几十年产生的思想,中国的戏,宫廷戏居多,忠臣就是和皇帝说一样话的人,奸臣是和皇帝说不一样话的人,是丑角,抹着白鼻子。把赞成作为好人的标准,把反对作为坏人和奸臣的标准。这是中国几千年下来的生活逻辑。
生活周刊:您的理儿说得很绕,一直有批评认为您的作品写得也有点绕。
刘震云:我是中国最绕的作家(笑)。为什么这么绕呢?它是有来由的。你要说清一件事,必须说清八件事,一件事里有八个道理,八八六十四个道理,把这64个管道都钻通特别费劲。日常生活中,我们就偷懒了,习惯大而化之。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把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说清楚,那样又有人觉得“绕”。
你看我的小说,事不绕,绕的是事后的生活逻辑。国外是有人来钻这64个管道的,黑格尔、笛卡尔、胡塞尔、康德、维特根斯坦……中国没有,老子、孔子、孟子都只是人生的感慨,没上升到社会、政治体系。既然中国没人来钻,那我就来钻吧,我就来绕吧。
生活周刊:这是文学所能承载的?
刘震云:我写的是事、理之后的逻辑,而这种逻辑恰恰只有两个学科可以搞清楚,一个是哲学,一个是文学。一个是哲学理念的线条,一个是文学形象的线条,画出逻辑的图谱。
声音
张颐武(评论家、学者):从《手机》《一句顶一万句》到《我不是潘金莲》,刘震云都在讲人和人之间沟通的困难,《手机》越交流越困难,《一句顶一万句》越说得多越不行,《我不是潘金莲》越现代越糟糕。大家都在尝试超越这个困难,但每个人表达出来以后都变了味,都被重新解释了。这里面有人类的大哲理、大关怀。
白烨(评论家):刘震云确实在文学如何直面现实上走出了新路子,这是别人没有的,属于刘震云自己的。这个路子就是写小人物,用这种看似绕舌的叙事,来写当下基层社会的基本生态。这是他的小说呈现的特点,是别人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