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著名作家王蒙来到上海图书馆，为上图馆庆60周年“大家讲坛”担任首讲嘉宾。他主讲的题目很新颖：“中国天机”。看上去，这不像一位作家所涉猎的领域。不过和往常一样，“愈老愈精神”的王蒙滔滔不绝，讲得精彩纷呈，讲座后，他接受了生活周刊记者的采访。

    文l 唐骋华     图l 资料

    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表达我这几十年人生的命运、经验和感受。我不是社会学家，书中更多是根据我的切身经历所做的生活追忆和论述，表达一个作家对时代变迁的看法。

    用个人经历，解读“中国天机”

    生活周刊：您的新书有一个宏大且给人以广阔想象力的名字——“中国天机”，能否解释一下？

    王蒙：我们知道，从1949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其间中国的各种运动频繁，群众也得到了广泛动员。我力图挖掘这些运动之所以能发动起来的深层原因，这就是“天机”。另一层意思是，我发现，被动员起来的群众，更多的时候是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并非理论的出发点。在书中我把这一发现表达了出来，这也算一种“天机”。

    生活周刊：不过您很少讨论类似于“中国天机”的话题，《王蒙自传》涉及诸多文坛内幕，但也不像这次那么直接。

    王蒙：我确实很少在作品中涉及如此公共的话题，所以出了这本书后，大家纷纷猜测。其实我也有感触。我发现，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对公共领域、公共事务投入的关注最多，渴望以文学介入现实。比如秘鲁的略萨，还参加过总统竞选，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也曾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但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表达我这几十年人生的命运、经验和感受。我不是社会学家，书中更多的是根据我的切身经历所做的生活追忆和论述，表达一个作家对时代变迁的看法。骨子里我就是个作家，写东西不教条，我是一个热爱文学创作的人。

    面对时代，不要自乱阵脚

    生活周刊：您受过不公正待遇，被下放劳动。但有趣的是，您自己选择去了相对艰苦的新疆，而且念念不忘，今年初还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谈起那段往事。

    王蒙：其实1962年我已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书，工作、生活很稳定。但我并不甘心。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觉得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投入火热的生活，到边疆锤炼自己。我信奉的是知识分子要经风雨、见世面，在边疆、农村中得到磨砺。作为一个作家，这也有利于塑造个人的写作风格。

    生活周刊：所以，您从未放弃过写作，书写是您的生存方式吗？

    王蒙：应该说，书写是我最擅长的生存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我认为，没有任何好事是作家不应该做的，因为作家同时还是人，是公民、社会、民族、家庭的一分子，有他的道德感与使命感。有些时候，知识分子对自己认定的事就必须去做，做不成也要做。

    生活周刊：但是多年前您说过，“知识分子争名逐利是国家之福”。

    王蒙：我前面说知识分子做自己认定的事，并不是指折腾。相反，我认为近160多年来中国太动荡了，这缘于国人对社会的批判够狠，建设却太少。所以，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通过改进、改革来达到更好的社会，而不是疾风暴雨式的断裂。

    生活周刊：这是您自己的观点，还是知识界的普遍认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

    王蒙：应该说知识分子是有共识的。20世纪八十年代，很多知识分子渴望非常大的改变。十几年后，面对整个体制的有效运转，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在现行体制下做出对社会、对民众有利的事情。这种与社会与本民族文化的“和解”是相当务实的。因此我提出，渐进改革和务实建设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姿态，不要自乱阵脚，这样才能参与精神生活的拓展、参与中国文化的提高和弘扬。

    说我圆滑的，都不了解我

    生活周刊：关于传统文化这两年您谈得很多，也出了许多书，比如《老子十八讲》《老子的帮助》《庄子的享受》等，那您如何定义“传统文化”？

    王蒙：这个问题很大，简单来说，传统文化包括三个方面。它首先是汉字文化，重视书写和事物之间的关联。例如从“牛”字派生出牛奶、牛肉、牛毛，又区分出黄牛、水牛等等。这在其他语言中是少见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人的求实精神，追求一种思维秩序与社会秩序。其次，传统文化是个泛道德主义的文化，强调人伦关系，主张克制欲望和竞争，走向和谐。第三，中华文化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鼓励勤俭，强调刻苦和奋斗，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对耽于享受的人进行批判。

    生活周刊：但我们毕竟生活在当下，传统文化难道不会成为现代化的一种障碍吗？

    王蒙：我恰恰认为传统文化较易与现代性接轨。你看，中国人是务实的、鼓励奋斗的，这就容易接受“发展是硬道理”的思路，不会敌视科学技术。相反，那些消极懒惰、不求上进的文化，才是现代化的阻碍。另外，传统文化又是强调伦理的，这对医治浮躁心理、欲望膨胀、恶性竞争这些“现代病”，是有意义的。而最重要的是，传统文化维护了中国的延续和统一，帮助我们渡过了重重难关。

    生活周刊：那您怎么看待国学热、读经热？

    王蒙：我是有很大保留的，要我看，这是自己蒙自己（笑）。你认为可能靠《三字经》《弟子规》把社会搞好吗？难道读一遍《红楼梦》、读一遍《三国演义》，再读一遍《水浒传》，中国就搞好了？我知道有些人认为老祖宗的东西什么都好，孔子、孟子、中医、气功，我们什么都有，这种人本身就没救！儿童读经我更反对，教育包含语文、体育、数学、科普等各方面，不能用读经来代替。半部《论语》治不了天下。

    生活周刊：我觉得您已经到了“见招拆招”的境界，说话圆满、逻辑自洽，对任何质疑都能回答得天衣无缝。这就是您的处世哲学——“中庸之道”吗？有人说你圆滑、世故。 

    王蒙：谢谢（笑）。我不否认我是一个中庸者，这是中国国情和中国的文化所造成的。中国人不管搞政治、搞经济，都强调中庸：留有余地，过犹不及。这里隐藏着一种智慧，即不急于做价值判断，而是先搞清楚真实情况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鲁迅打过一个比方，说人们看到一块匾，还没看清楚写的什么，就为字好不好打了起来。这是最悲哀的。说我圆滑世故的，都不了解我王蒙，他们太浅了，想不到这一层。我呢，用我自己写的一句诗形容，就是“轻舟已过千重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