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周刊：您给我们看您与白崇禧先生最后一张合影，他逝世的时候您在哪里、什么反应？

    白先勇：在美国，感到太突然了，之前我没任何感应。我没有落泪，而是整夜无眠。我知道他晚境并不愉快，第一是有乡愁，第二他一辈子都是做大事的人，怎能耐得住清闲？但他从不抱怨，也不消极，这也是我最佩服父亲的地方。我为他、为他那个时代的逝去，感到悲凉。

    生活周刊：在搜集这些照片的过程中，这种感触是否越来越强烈？

    白先勇：每一张照片都给我启发，看起来它是一张照片，记录了一些人物和时间，其实后面的故事很长、很复杂的，往往就代表了历史的转折点。这本书有五百多幅照片，我把它们的故事写出来，也花了十万多字。虽然还只是图说，背景写得比较简单，但编完这本书我已经觉得，啊呀，历史太复杂了。

    生活周刊：本来您在写白崇禧先生的传记吧，为什么先出了本影集？

    白先勇：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把历史最原始的材料保存下来。照片真的可以说话。淞沪会战期间，美国的生活杂志拍下了一张照片，画面里一个婴儿被遗弃在地上，四周是火海，他在痛哭。这张照片刊登后，引起国际上对中国的同情，它也象征着中国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所以我觉得，照片最能够给你直接的印象。

    生活周刊：传记呢？很多年前您就开始撰写了。白先勇：真的写了很久（笑），但事情太多了，刚编完影集，让我透一口气。最大的困难就是牵涉面太广，辛亥革命、北伐、抗战，等于整个现代史我父亲都参与其中。目前50万字的传记已经完成了大半。

    生活周刊：这几年的大陆书市，历史类题材非常火爆，您朋友齐邦媛女士的《巨流河》就取得了极大声誉。您认为这是为什么？

    白先勇：我们这个民族非常尊重历史，从远古开始，就有文字来记载历史。你看我们有多少历史巨著，《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等。我们是一个有历史感的民族，史官的地位历来很崇高的。历史最重要就是还原真相、表现真相，不是真相就不是历史，而成了小说，就是虚构的。对我和齐先生这代人来说，有一种还原真相的使命感。如果我们再不写、不记录，那些现场发生的故事可能谁都不知道了。我想这种紧迫感和古代史官是一样的。

    生活周刊：给自己的父亲写传，能保持客观公正吗？白先勇：我写的时候一点忌讳也没有。当然我不是历史学家，传记包括这本身影集，讲的主要是我对父亲的理解，因为我晓得他最关心和遗憾的是哪几场战争。大学时代父亲跟我谈古论今，讲了不少他的军旅生涯。我遗憾当时年少，否则，他会谈得更深入些。

    生活周刊：传记杀青后，您会继续写小说吗？

    白先勇：小说依然是我一生的最爱。父亲的传记也快写完，我想我还会继续创作小说。我从前的作品有很多没讲完就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