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是一种默契，每一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总有那么一些导演是媒体期待的，因为来得多了，他们自然也有许多和上海电影节有关的故事。见证电影节成长的同时，这些有着上海情结的导演们，也在蜕变。

    文 毛予倩 图 资料

    吴思远“从客人到主人”

    面孔：1944年4月22日出生，导演、制片人。原籍广东中山，生于上海。1966年入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南国实验剧团编导科学习，毕业后任邵氏公司场记、副导演。1971年入明星影片公司，与罗臻合导影片《疯狂杀手》。1972年与朱焕贵联合创办富国影片公司，因执导影片《荡寇滩》而知名。1973年创办思远影片公司，导演《罗马大绑票》《香港小教父》等功夫片。1977年后专事影片监制。

    很多人诧异吴思远的国语讲得好，因着他在香港成名，其实，他是道道地地的上海人，他说：“我是从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他做过5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主席，光环太耀眼，因而，旁人都没有注意到，其实，他从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始，就是这个A类电影节的座上宾，从往而来的15届，吴思远几乎没有错过任何一届，因为他是上海人，哪怕成名于香港，到了资深的年岁，还是回到了上海，对上海国际电影节，恐怕还真没有哪一个导演，比他更有情结。

    开始的时候，吴思远还是很认真地把自己当作了上海电影节的客人，偶尔，还会带着与自己有关的电影前来，后来，混得熟了，上海电影节几乎就成为了他家的后花园，更多的时候，反而闲庭信步了起来。更多的就是为好友捧场，比如今年，他就为着和《中国达人秀》的交情，为“达人微电影”站了台。但做得最多的，却是颁奖嘉宾，他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很多时候，我可能不会参加开幕式，但就会参加闭幕式，因为要做嘉宾，参加了这么多年，我都快成颁奖专业户了。”

    再不然，只是借着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场子，来个老友聚会。曾经，上海国际电影节，还真是让身为香港电影人的吴思远伤感过。早些年，某一次电影节，在一片忙碌中，他遇到了刘镇伟，对方一见面就笑骂，问吴思远为什么不找他拍电影，吴思远回敬说：“你太贵啦！”其实，只是上海电影节的蓬勃，不禁让吴思远怀念起了曾经在香港工作的经历。在上海电影节看到一些香港的老朋友，吴思远就会想起，当年他们用4个小时，就把剧本赶出来，效率这么高的原因是：“大家都是从底层做起，道具、场务、导演、制片……”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成长，就像是当年香港电影的崛起。

    对上海，吴思远是有感情的，有人说，上海国际电影节虽然成熟不少，但还缺乏一些特色，在吴思远，这些特色如果能更上海一些，或许就更美了。毕竟，上海曾经是“中国电影的摇篮。从前有一个说法，上海人站立的高度就是中国电影的高度，即使蹲下来也是。“

    所以，上海电影节，继续加油！

    贾樟柯“爱之深，怜之切”

    面孔：贾樟柯，著名导演，山西汾阳人，中国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1995年拍摄第一部57分钟的短片《小山回家》得了香港映像节的大奖。2006年凭借《三峡好人》荣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及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奖，2010年，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授予他终身成就金豹奖，成为有史以来获此殊荣最年轻的电影人。

    2001年以后，因为发展的需要，上海国际电影节由原先的两年一届，变作了现在的每年一届，而在新世纪到来后的这十几年里，如果说，有哪一位导演是迅速成长起来的，脑海里掠过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贾樟柯。他的成长，几乎是与上海电影节同步的。

    尽管，贾樟柯对上海国际电影节还有着诸多相对客观地不满足，但毫无疑问，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他的福星。“我进入国内市场有过一个曲折的过程，最初的三部影片，因为当时一些特殊原因，完全没有办法进入国内市场，但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我一直非常渴望自己的影片能够跟国内观众见面。”然而，这在当时却是不容易的，之后，上海电影节的契机，贾樟柯终究找到了伯乐——上影集团：“2004年，跟上影集团合作以后，在上影的帮助下，我有机会开始进入到国内市场。”贾樟柯说，和上影合作的这些年，可以说，见证了他走向巅峰，而接下来的这许多年里，贾樟柯几乎都没有错过上海电影节，他说，他喜欢上海，或者，还有一点感恩。

    上海电影节之于贾樟柯，大概是又爱又怜的，每一年的电影节，他都是诸多青年导演中，最受瞩目的一位。因为和上海电影节千丝万缕的关系，贾樟柯眼里的上海电影节，可能相对客观。他既能看到上海国际电影节这些年来的成长：“我们一直看到上海电影节的进步，似乎，我自己也和上海电影节一起进步。它办到现在20年，我们能感觉到组委会在尽量提高电影节本身的专业性和国际性。提高和进步主要体现在评审的构成越来越合理、越来越有权威性，参展影片也尽量把代表这一两年高水准的电影选进来。”也能看到它明显的不足，并且直指核心，“上海电影节最集中的问题是来自于它所谓的A类电影节的标准的固执。电影节并不是从其整体艺术性或影片质量的高下去定级别，而是从电影节的组织规模上评定，需要达到某个特定标准，并且需要有市场环节。上海电影节现在发展得至少看上去非常有规模，有主竞赛单元、有新人有市场。它得以跻身于A类电影

    节之列，但并不代表它的艺术性以及它在产业上的影响力就足够大。A类电影节的游戏规则要求竞赛片都是全球首映，上海电影节就其行业影响力和竞赛片的质量来看，和我们的预期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作为曾经的新人，贾樟柯也承认并感恩上海电影节的有容乃大，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能够容纳新电影、新观点、新势力的电影节。今年，他就带着自己新公司意汇传媒的几部作品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创作者皆是新人，他说：“我没有赶上电影节最好的时代，现在的新人，能有这样的机会，是我们以前所不敢想的，希望以后这样的机会会越来越多，相信我们就能带来一股‘意汇新浪潮’。”

    其中，也有一个小细节，在这一次的贾樟柯监制电影的推介会上，来的媒体众多，于是，七嘴八舌的也就不少，当贾樟柯邀请新锐导演们上台的当口，总是杂音越过了台上的声音，贾樟柯频频望向下方，几不可见地皱着眉头，而他的工作人员，也不忘轻声提醒大家保持安静，只是稍显徒劳。看着贾樟柯无奈地轻摇脑袋，或许，对这个于他有特殊情感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升级。

    王小帅“吐吐槽，过过瘾”

    面孔：1966年1月1日出生于上海，1985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89年毕业。凭借其独特、敏感的电影个性，从他自筹资金拍摄电影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到新近完成的《梦幻田园》，短短十年间，王小帅开始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电影风格。

    今年的电影节，王小帅再一次非典型吐槽，因为他的《我11》几乎只上档了几天，就被影院无情地撤下了。众所周知，王小帅是个急性子，仿佛，他就是色厉内荏的，其实，在上海电影节的历史里，他也曾经活泼过的。

    想当年，王小帅携《青红》而来，那一场《青红》的见面会别提多亲民了，王小帅还特意请来了他小学的班主任，热情地挥一挥手，大喊一声：“沈老师，侬上来呀，上来呀！”这是早年的上海电影节特有的镜头，那么亲和、那么随意，丝毫也不功利，影迷与名人，不是隔着鸿沟的仰望，而是极近极亲的。

    再后来，王小帅就有点儿把上海国际电影节当成了吐槽的地方。不知道是否有人记得——早些年，在上海电影节上，他当着其他导演的面，说他们虽然票房过亿，但当导演不及格这件事？其实，王小帅遗憾的是，他没有在电影节上亮出参赛片。只是，连王小帅自己都没有想到那一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影响力已经大到某种程度，发表那番言论之后，自己手机收到的短信“都要爆了”，“各种声音都有”“上海电影节在吸引人气这方面已经没什么问题了”，声援的声音不光来自导演同行，“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我还不认识”。事后再想想，王小帅反倒有点自嘲：“确实这个话说得太猛了，没有经过大脑。”

    倒是很希望，以后的哪一年电影节，王小帅再不会“怨妇”一样地说：“很多小众电影被淹没了——你看现在完全市场化以后，很少有年轻导演能出头，如果现状不能改变，他们的处境会更困难。”

    陆川 “热泪诉衷肠”

    面孔：生于中国新疆奎屯，籍贯江苏南通，中国著名电影导演、编剧、执行制片人。陆川是中国新生代导演中的佼佼者，也是中国第六代导演之一。执导作品《可可西里》《南京！南京！》等先后获得多项国内外大奖。

    在人们的印象中，陆川是因为上海电影节被大众所熟知的。今年，他一边”热泪盈眶“地积极加入了上海电影节的活动中，一边对记者却话少起来，恐怕，真是被旷日持久的《王的盛宴》熬出了心病，“不想多谈《王的盛宴》”。   

    2006年的上海电影节，陆川的身份还是“中国新锐导演”，那一年，他与《英国病人》的导演安东尼·明盖拉一同在金爵电影论坛上畅谈电影，说出了“电影就是一个生命的记录”这样的豪言壮语，就连安东尼·明盖拉都不得不对这个刚刚冒尖的年轻导演刮目相看。“中国的电影人是站在一个具有非常丰厚历史积淀的国土上，我们这个国家积蓄了太多的故事，积蓄了太多的情感，积蓄了太多人生的东西，如果作为中国导演关注我们人生的话，没有理由拍不出好的电影，我们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民族之间发生的冲撞还有历史的变革，包括现实和未来，这些都是帮助中国导演获得更丰厚人生的东西，我觉得中国电影很需要走出去，能够更多的让外部世界知道我们的工作，能够让更多国外的优秀导演看到更多新鲜、年轻的中国电影。”   

    后来的几年，陆川又陆陆续续地来了上海电影节，身份已然变成了评委。彼时，接受媒体的采访似乎是他最乐意的事情，找一个安静的房间，陆川就可以随便和记者聊上一时半会，讲述自己当年怎样拿着自己的剧本获得第一次拍戏机会的故事；讲述中国青年电影人的无奈和困苦；讲述自己的坚持……   

    到了今年的上海电影节，他选择向更多的电影人和观众们诉衷肠，陆川在论坛上说着应该给予中国电影和好莱坞电影一样的竞争平台，“如果好莱坞可以拍什么，也允许我们拍什么，让我们有公平竞争的机会。”甚至在现场，说到动情处，陆川都流泪了。“这次拍《王的盛宴》触动特别大，通过这一部戏学到很多东西，我不能再有撒娇心态，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钢铁巨人（好莱坞），我们必须强大。我会用工业的方式、不撒娇地去做下一部戏。”这一哭把一旁因为昨晚喝高而打瞌睡的张元导演惊醒。显然，曾经把创作过程比作像在画一幅“小画儿”的散淡心情已经变成了硕大的、难以言说的压力。

    胡雪桦“自家人的喜悦感”

    面孔：中国著名戏剧家胡伟民之长子，出生于上海。目前是美国电影、戏剧工会会员，美国纽约YI剧院董事，上海文化基金会特约专家，上海戏剧学院特约教授。

    胡雪桦是上海人，于是，早早地就加入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行列。“第一次来上海电影节，好像是1999年，那时候，我是跟一个朋友，带一部美国电影来的。”胡雪桦回忆第一次来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情景，与当下，是迥然不同的。那个时候，也是在上海影城，只是见不到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哪里有这么多人，现在你只要找人多的地方，就知道明星在哪儿、剧组在哪儿，以前根本没这么多人。”说着话的时候，一旁突然涌来了不少人，原来是上一轮的采访结束，同行们准备转场，而粉丝们则抚摸着略有些嘶哑的喉咙，大概是口号喊累了，胡雪桦望了一眼，笑了：“那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粉丝。”一开始，上海国际电影节反而更像是一个业内的研讨会，严谨却少了些关注，如今，已然今非昔比。   

    后来，胡雪桦也间歇地回过不少次上海电影节，其间的转变，他一目了然。“现在的电影节，慢慢成熟起来了，可以看到，来参赛参展的国内电影人，对电影也有越来越成熟的想法。”早年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会争论艺术片和商业片，胡雪桦说，其实，真正懂行的，很少这样问，“只有电影的类型，不分什么商业的、艺术的，电影本来就没有好坏之分，这个认识，这几年的电影节，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   

    带着电影来上海国际电影节，有一种荣归故里的喜悦感，胡雪桦说，这些年，他拍《喜马拉雅王子》、拍《神奇》，都是先到上海来转一圈，然后，就会受到比较多的关注，有了这样的基础，再放到北美的市场上，就很经得起考验了。有趣的是，这些在上海电影节有过印记的电影，反倒是要从国外红回国内，颇有些出口转内销的喜感。

    追星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国际巨星

    梅丽尔·斯特里普    

    梅丽尔·斯特里普在成为奥斯卡最年轻的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的第二天，她选择了2004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在那之后，梅丽尔的事业再度辉煌，她的奥斯卡纪录不断刷新，已经达到3次获奖17次提名，金球奖纪录更是高达8次获奖26次提名，无人可及。   

    吕克·贝松    

    吕克·贝松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第一个出任国际评委主席的欧洲电影人。他先后两次与上海电影节结缘，是影迷最喜欢的“老顽童”、“胖松”。

    索菲亚·罗兰 

    索菲亚·罗兰的到来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惊喜——那一年，她59岁，正奔波世界各地为联合国难民署工作。在推敲了行程之后，她挤出了不到一天的时间，留给了上海。 

    苏菲·玛索

    苏菲·玛索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她和当时的爱人、波兰名导安德烈·祖拉夫斯基共同表示，他们渴望了解中国的文化，也渴望与中国的电影人交流合作，她还学会了一句上海话：“中国万岁！上海万岁！” 

    奥利佛·斯通

    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谢晋领衔的国际评委中，请来了好莱坞奥利佛·斯通。这位以《野战排》《生逢7月4日》两度斩获奥斯卡、引起巨大争议的导演，向来特立独行。但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他却非常“规矩”地遵从评委会主席谢晋的“领导”，守时守约，令国际同行“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