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毒药》是万方在50岁以后才敢尝试的戏剧处女作。在她看来，只有经历过了那些过程，才能写出观众满意的作品。

    作为戏剧大师曹禺的女儿，万方却是50岁过后，才迈入戏剧的门槛，写就了《有一种毒药》，有点近乡情怯的意味。每年一度的壹戏剧大赏，颁给的都是风流人物，这一年的最佳编剧，留给了万方。戏剧创作，来得虽晚，却狠。

    文 毛予倩 图 资料

    戏剧是一种极有力量的东西

    生活周刊：《有一种毒药》是您的戏剧处女作，这个开垦得有点儿晚，之前没有写过剧本吗？

    万方：80年代“小尝试”，没有发表，也没有演出，当年没出来，是题材的问题，现在也不合适，时机也不对，因为它不够商业。它太严肃了一点，那个不能算我的戏剧处女作。耗到50岁以后，才敢写戏，是有道理的，你能写出一个自己过得去、观众也还满意的作品，我觉得这是对一个编剧来说最重要的。

    生活周刊：着笔写戏剧，需要怎么样的厚积薄发？

    万方：我这一类编剧，以文本为最重的。现在有些是以调动各种舞台手段来作为舞台呈现的，但我觉得，作为编剧，是要以文本来作为根本的东西的。所以，我觉得你必须对于人的描写、戏剧的结构、节奏的把握、力量的掌控，这一切，尤其是语言，都必须让你自己感觉到你有这个力量了，你已经积蓄了那么多年，你已经能写了，我才敢写，我觉得这才是我父亲留给我的、但我以前没体会到的压力。

    生活周刊：您写小说、写电视剧都是很有成就的了，为什么写戏剧就变成一个很难的任务了呢？

    万方：对于戏剧来说，那是一个特别强烈的情绪。对我个人的创作来说，我已开始写小说，我最初第一个小说发表就是在上海的《收获》上，我那时候的风格特别强烈，年轻的时候，总有一种叛逆感，总要对抗、要表示不同意见，对周围种种的事情，后来，随着慢慢年龄的增长，到我后来写《空镜子》的时候，有一个转变，就是你变得温和了，跟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去妥协、去拥有一种和谐的关系，但实际上，我发觉戏剧还是能发掘我最根本的东西，就是——狠和强烈，这是我对戏剧的一种理解。在我心里，戏剧是一种狠的、极有力量的、极强烈的东西。

    生活周刊：那有没有哪一个节点，突然让您觉得该写这么强烈的东西了？

    万方：我开始决定要写戏剧，是因为有一天我读到了一首诗：如果，你不能做你想做的事，那么，你能做的就是不做你不想做的事，这不是同一回事，但这是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当时，我心里一下就：哎哟，太厉害了，多么彻底的一种人生态度、多么决绝的一种生活态度。实际上，我觉得，这和我的人生态度正好有一个契合，就是你写影视剧什么的，你是要妥协的，你是要迎合观众的，因为人家投了钱，我觉得它是一种娱乐产品，尤其是电视剧，产品是要卖的，卖就要收视率，你要放弃很多自己的东西，这个对于一个编剧来讲，并不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不是一个好的过程，虽然它锻炼了你，但毕竟不是你觉得最好的状态，我觉得这些东西积累在心里边，然后，有一天，突然看到这首诗，我觉得真厉害。但我当时没想写戏，我第一反应还是想写小说，因为小说它最自由，你拿起笔就可以写，后来我想了一下之后，就开始动笔了，写了都有小10000字了，但是越写越觉得不对，因为那不足以表达我刚看到那首诗时的情感，小说文字一出来，那些情绪反而慢慢消解了，它成了一个平静的叙述，然后我就觉得不对，我就搁那儿了，过了一段时间，也想过写电影剧本。后来有一天，我突然一想，我为什么不写一出戏呢？戏能把你所有的情感就搁在这几十平米的地方，在这两小时里面，后来，我觉得这对，能把情绪都压在这里边。

      父亲始终陪在身边

    生活周刊：之前也说到，因为您是曹禺先生的女儿，所以可能有一些压力。

    万方：戏剧对我来说是个分量很重的东西，写小说、写影视，尤其是写影视之后，你就会被人知道，因为影视是传播特快的，就会被采访，然后，每次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您作为曹禺的女儿，是不是觉得有压力？一般我特别自然而然地就说，我没有！因为那时我确实没有感觉到压力，不管是我爸爸在的时候还是后来。他是一个特别让孩子自由发展，并且特别平等对待孩子的父亲，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在我眼里，他就是我的爸爸，没有觉得他是个特别了不起的戏剧家，我也没想过我要跟他去比较，我连这种想法都没有。所以，人家一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说，我真没有。但是后来，一直到我要自己写戏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哦，原来这压力是体现在这儿的。”我一直不敢写戏，就是因为他的那几个剧作，你说是压在我头上也好，还是作为一个标杆样板在那儿摆着。我不是说我要跟他比，但是，你觉得你不沾边、你的能力不可能做出一个像戏的东西，你就真的不敢写。我觉得写戏，当然，你的思想、你的人生感悟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戏剧剧本的技巧是非常重要的。

    生活周刊：那您的第一部戏《有一种毒药》上演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忐忑和紧张？

    万方：我没想到会有，但确实有。那一天首演的时候，在去剧场的路上，我就跟我爸爸说，怎么说，我跟他之间有一种感情，就是哪怕他人已经不在了，但我还是感觉他就在我身边，好像能够有一种冥冥之中的交流，这是不自觉的，我就告诉他了，还是一边开车一边告诉他的：爸爸，今天我的戏要在北京人艺、在首都剧场演出了，我有点儿紧张，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你保佑我吧。

    生活周刊：您觉得曹禺先生作为父亲，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万方：他特别尊重别人的创作，很多人要改他的戏，比如说芭蕾啊、上海的沪剧啊，但他从来不刚愎自用，都是说，你们去弄，放手去做、去改，所以，这也会影响我，所以，我写剧本也很少去干涉排练，当年排练的时候，我一次也没去剧场看，一直到演出前要彩排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去了剧场。

    生活周刊：曹禺先生有很多优秀作品，您最喜欢的是哪一个？最不喜欢的又是哪个？

    万方：小时候最先看的就是《雷雨》，但要说能理解那是假的。进入“文青”的阶段之后，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审美能力，认为《北京人》最好，有一种诗意，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而是在平淡中见真性情。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它是一部很优秀的作品。但自己开始写戏了，才惊觉《雷雨》在戏剧创作上的高度，它的结构简直是难以超越的范本。曾有人说，现实主义戏剧已经过时了，我不认可。任何一个艺术形式都不会过时，只要写得高明。但要把现实主义作品写得非常精彩，那真是最难最难的。什么手段都借助不了，就是死在那儿写，写的一群人得在台上生活着。我未尝不想写一个《雷雨》这样的戏，但是我编不出来呀。爸爸的戏我都很喜欢。如果非要比较的话，《日出》在我心里的位置稍微排得靠后。当年我还给这部作品编过一个电影剧本，得了“金鸡奖”，也算了解它。只是这部剧的社会批判色彩更重些。我知道爸爸写这部戏的时候是深有感触的，但我还是喜欢描写人性的。

    年轻的时候，总有一种叛逆感，总要对抗、要表示不同意见，随着年龄的增长，突然觉得自己变温和了，会跟自己和周围的事妥协，特别想拥有一种和谐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