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说，没有詹宏志就没有今天的台湾。他自己说这是过誉，自己只是一个因为机缘巧合，而参与了台湾文化这三十年来许多标志性事件的出版人。最近，这位“台湾奇才”在大陆出版了他的作品集，并和大家聊了很多那个年代的轶闻。

    文l 王俊逸     图l 资料

    在音乐界，他是滚石最初的总经理。是罗大佑《未来主人翁》的企划人，也是第一个签下伍佰和张震岳的人。人人都叫李宗盛作大哥，他却叫他“小李”。他也是第一个从文化的角度解读凤飞飞的人，凤飞飞花了三天才说服已经离开滚石的詹宏志为她挎刀撰写文案。

    在电影界，他是台湾“新电影宣言”的起草人，是侯孝贤《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好男好女》、杨德昌《独立时代》《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还有吴念真《多桑》等多部台湾新电影的监制。

    他曾是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等许多作家的出版人，他创立了“城邦”出版集团，创立了“书系”这种对现今出版业影响甚大的出版方法。对于这个身份，他更加认同。他说“除了编辑，我没有别的身份。我只有一些别的工作。” 

    “那些困难，是人生的奇遇。”

    生活周刊：您做编辑的时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是台湾社会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从台湾民歌运动，到台湾新浪潮电影，许多事件您都亲身参与了，那您对这个时代有什么别样的感觉吗？

    詹宏志：上世纪50、60、70年代这三十年，台湾社会整体上看起来安定而有秩序，社会在安静中累积起力量，可能是经济上的力量，可能是教养上的力量。这两种力量累积到上世纪80年代才露出水面，我看到了这后半场。其实，我们身临其境的人，并没有看得这么清楚。当时，我们都是情绪性、情感性的参与。事后看起来，原来这些东西并不是一个个惊心动魄的事件，而是同一个力量在不同场景的一个显露。我现在当然很怀念力量逐步自我显现的那个过程，今天回想起来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时代。

    生活周刊：之所以能参与这么多事情，你自己觉得是什么样的特质影响了你？

    詹宏志：我最早是在一本《幼狮文艺》当美术编辑。当时我是乡下来的，是一个土包子，对我来说每一样东西都是新的，我看到电话都很害怕的，不敢用电话讲话，因为我老是觉得我听不清楚。所以我情愿写信，我情愿跟人家见面，我愿意去拜访每一个人。我没有别的能力，因为这样一个不足，所以我用另外的方式来弥补。我在《联合时报》副刊做编辑的时候，总编让我去跟古龙约稿。但古龙和总编有些矛盾，我第一次去见他，他就让我喝掉一整瓶威士忌，我干掉了，也醉了。他扶我到他的车上，告诉我说他会帮我写。我很感激这些遭遇，这些困难现在回想起来，一点都不困难。这是人生的奇遇。

    “我是一个坐不住的朋友。”

    生活周刊：您一直在支持侯孝贤的工作，甚至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侯孝贤经济学》，去说服投资人投资侯孝贤比投资成龙更保险，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詹宏志：我是一个出版人，我其实跟电影没关系的。我本来是这些导演的观众，然后变

    言论 Talk 

    谈舒国治

    我认识舒国治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谋过生，做过事，但他从来也没有饿到肚子。因为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觉得不可以让他饿肚子。大家都觉得，这个人这么有才气，我们怎么可以让他为了生计奔波。所以他要流浪就流浪，我们碰到他就赶快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给他……

    谈杨德昌

    有一次，杨德昌带来一个剧本请我帮他做监制，名字叫《带我飞吧，月光》。这个电影拍得很曲折，连追加的预算都用完了，片子还没出来。最后，我又谈了一家投资公司，终于把那部电影拍完了。电影拍完以后和剧本完全不一样，片名也改了。这部电影就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拍摄过程中，每天回家我都对太太说，“又被气了一天”，但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这些投资难道不值得吗？他就是这样一个追求完美的艺术家。

    谈侯孝贤

    看他拍戏，常常感觉这是一个奇特的人。因为他痛恨戏剧，他觉得只要变成戏，就是假的。他渴望追求或者呈现某一种人生的真实，所以他费了很大的劲，我几乎可以说，他是要重建一个生活，再用一个纪录片的方式来拍它。

    成影迷，变成朋友，最后当他们没有电影可以拍的时候，我感到坐立难安。我的朋友是这么出色的电影创作者，他们没有戏可拍，我是无法忍受的。我没有能力创造出一个环境来，给导演有更好的环境，这个我做不到的。因为我没办法改善一个大的环境，让所有的导演都有戏拍。但是如果只是为侯孝贤的下一部戏找到钱，这个事没有那么困难。我可以多花点力气去跟投资人解释，去为他多做一点工作，为这些电影未来的销售做一些工作。

    生活周刊：是什么想法影响你去接触电影这一块？

    詹宏志：因缘际会，我跟台湾上世纪80年代后的很多文化事件都有一点关联，但主角都不是我，我是恰巧在那里、路过的人。为什么所有的事件我总是被牵连在里面，可能是个性上的原因，大部分时候我都不是发起者，但我个性上特别爱惜朋友，只要有朋友说，我就试试看。所以好像每件事最后都有我的影子。其实，我那时候每天白天到出版社上班，真正能做事情的时间是下班以后，所以都是半夜电影收工了，导演带着工作人员跑到我家里来开会。

    “每个时代追求知识的想法，都是接近的。”

    生活周刊：您本身热爱阅读，而且也是一位有着三十多年出版经验的出版人，但是如今的学生越来越摒弃纸质阅读，对此趋势你有何看法？

    詹宏志：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是一样的阅读。两种媒介的成熟度不一样，纸质阅读的素质比较可信赖，出版本身就经过了一层过滤。网络上的内容是不可信赖的，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两件事都会变的，网络上内容也会不断提升。我是一个读纸质书的人，我爱这种形式的书，可是未来这样的书不在了，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好。因为在纸质书产生之前，也有别的美好事物，人们也用过竹简，并没有因为纸张的出现，热爱竹简的人就拦得住这个历史的趋势。所以，不要觉得你的下一代不用这样的工具，他们就罪大恶极，想要追求知识的想法，我相信每个时代都是接近的，只不过传播知识的工具有所不同，换种形式也有它合理性的。

    生活周刊：但是电子阅读存在很多垃圾信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詹宏志：：工具的演变有它的科技上的逻辑，我认为它不容易逆反。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要积极一点，把网络阅读的环境弄好。我们（有经验的阅读者）应该让更多有知识的人在网络上帮大家过滤：评论谁内容好，谁内容不好。这跟传统的书评是类似的，会在社会上产生一些促进或者压抑的作用去平衡这种环境，做一点网络上的编辑工作来帮助这新一代的人，这对整个社会就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