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到城市，全球三分之一的人正在进行大迁移。城市边缘，存在着许多的隐秘角落，它们是由乡村移民构成的“落脚城市”，城市里的另一座城市。它们位于公众视线和旅游地图之外，既充满了希望与活力，又饱受漠视和误解。加拿大作家道格·桑德斯走遍五大洲20多个地区，写出了《落脚城市》这样一本纪实作品，广受好评。近期，桑德斯携中译本，探访北京、上海，接受生活周刊记者采访，谈一谈他“落脚城市”的死与生。

    文 唐骋华  丁烨    图 资料

    如果要给“落脚城市”做一个能让中国读者快速进入其语境的注脚，可以选用“城乡结合部”一词，还可以用“城中村”。的确，书中涉及的20多个社区，从深圳、重庆到孟买、巴黎再到洛杉矶，皆为当地的移民聚居地。用桑德斯自己的话描述，所谓的“落脚城市”处于城市边缘，从乡村到城市来谋生的人在这儿落脚。

    听起来这将是一本催人泪下、惊心动魄的纪实著作。错了，桑德斯无意仅仅把目光定在贫穷、困苦上。不，“落脚城市”绝非你想象中那样脏乱差，绝非“悲惨世界”。

    巴西圣保罗附近一个以外来者为主的社区，曾因谋杀率居高不下，1996年被美国官方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但近几年环境逐渐改善，“社区总共拥有了两辆车、两台电脑，居民达到了中产阶层，还能送孩子念私立学校。”桑德斯还发现，整个巴西的城市人口已经和欧美国家持平，由此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尽管贫民仍为数不少，生活水平和平均收入却远超其他发展中国家。

    桑德斯也到中国的“落脚城市”考察过。比如六公里村。他还把这篇调查放到了书的开头，因为“太典型了”。

    六公里原本是重庆市郊的小村庄，随着城市扩张，涌入了大量外来务工者。往外看，它确实勾不起半点美感，“到处是垃圾，有人甚至住在上面。下水道也很脏。”但桑德斯说，那只是“肤浅的表面”，深藏着的则是“相当可观的经济活动”。

    “只要你离开主街道进入小巷，就会发现很多工厂，纺织厂、塑料厂、木工厂、金属加工厂等等。”其中多为家庭工厂，由三四年前从全国各地搬到这儿的人，凑钱开办。通过办厂，人们打下经济基础，脱离了农村。“他们会把一大半收入寄回老家，而这已成为当今农村的主要收入来源。”

    看来，城市化不等于洪水猛兽。文学作品常常哀叹“背井离乡、乡土沦陷”，讽刺的是，切切实实的收入增长促使人们选择进城，并努力留下来。对此，无论是写作时或面对记者，桑德斯都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赞许，他不认为有哭诉的必要。

    这一态度源自2010年他对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的观察。从1970年代起，为改变命运的土耳其农民涌入伊斯坦布尔，集聚在城郊。起初，他们被视作摧毁城市的价值观、习俗和社会秩序的可怕力量，但最终成为中产阶级，撑起了土耳其的经济，吸纳了旧城区。“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我们聆听和尊敬吗？”

    正是从那一刻起，桑德斯决定走遍五大洲，专门为这样的地方写本书，消除普遍存在的漠视和误解。“落脚城市”也是他创造的，以替换那些带有贬义的称呼。

    有个细节耐人寻味。每次去“落脚城市”前，桑德斯都尽量穿得干净、体面。“我注意到受访者非常重视采访，往往会穿正装乃至西装，因为很少有人有耐心听他们讲述。那我必须穿好衣服，以表达对他们的尊重。”

    尊重带来的良好沟通，使桑德斯能更加清晰地给“落脚城市”定位：它不仅供人们居住、工作、睡觉、吃饭、购物，还具有最重要的过渡功能，即把乡村人带进都市、带进社会和经济生活核心，让他们接受教育和适应城市文化，融入主流社会，享有长久的繁荣。

    旁观

    Link

    于海（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桑德斯揭开的世界，上海人同样是熟悉的。在过去，是因逃难、谋生而聚居起来的棚户区，今天就是农民工的生存空间。但中国很少有人会从这个角度写书，那些真实的故事让我感动。桑德斯的丰富经验和扎实的背景知识，我也很佩服。

    南方朔（评论家）：这是本不凡之作，桑德斯深刻的认识到全世界已进入了有史以来最大人口迁移潮的时代，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迁徙流动，因而移民政策和落脚城市也随之成为当代与气候变迁同等重要的大问题。

    夏桐（书评人）：桑德斯将焦点放在落脚居民身上而非孤立的城市边缘地带，以微观角度描述这些群落的生机和危机。这等于采取另一种研究方法和观看方式，道出了落脚城市居民的彷徨、忧郁和盼望。

    对话

    Dialogue

    逃离北上广？听说过，但不惊讶

    生活周刊：很多人对城市化的迅猛发展持担忧和批评态度，你怎么看？

    桑德斯：城市化就是现代化的代名词，从一个会受饥的农业状态达到温饱状态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现代社会，农村所需要的人口比例并不是那么多，大概只需要4%-20%。世界上农业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是农业人口占比例最低的，大概只有4%-5%。相反，需要进口粮食的国家农村人口达到了35%，可仍然不够吃。所以农村发展必然导致城市化，人们必然离开土地进入城市。

    生活周刊：于是你的《落脚城市》只是冷静地描绘了这一过程，却很少能看到你对乡土的过分留恋和美化。

    桑德斯：是的。我们常常对乡村有一种非常浪漫的想象，把它罗曼蒂克化了，我们觉得祖先来自那里，那是我们的根，会更愉快、更轻松、压力更少。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乡村的自杀率、婴儿死亡率、艾滋病传播率都更高。城市生活虽然有压力，健康水平及各种性别权益却都比乡村要好。例如，当农民搬到城市后会发现传统家庭结构在变化，男女双方必须都工作才能支持整个家庭经济，尤其是妇女收入可能会高于丈夫，女儿也更容易比儿子成为成功的人。这种进程事实上促进了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种种改进。

    生活周刊：那面对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问题，社会究竟应该何种态度、有何种作为呢？

    桑德斯：首先必须认真考虑一个事实：即便城市里收入最低的人群，水平也往往是乡村的20倍，寿命也更长，中国大部分乡村收入都来自“落脚城市”居民寄回家的工资，这在波兰、摩洛哥等国家也一样。所以，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不能是把他们再赶回乡村。

    其实，落脚城市的居民需要的只是开始自己的小生意，获得一些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援，把孩子送进大学。我们应该明白，贫困现象并不是因为有更多穷人搬进城市，而是因为他们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好的政策是要赋予他们完整的公民身份，让他们有机会发展，而不是限制这股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潮，甚至随意把“落脚城市”拆掉。他们不是城市的威胁。

    生活周刊：这两年中国舆论热衷于讨论“逃离北上广”，你听说过吗，有何评价？

    桑德斯：听说过，但不惊讶，这很常见啊。城市化是一个曲折反复的渐进过程，而非一次突然的转变，简单的一次性迁徙。有的移民最终确实回归乡村了，特别是第一代移民。但他们依旧维系着跟城市的联系、跟城里人及城市经济的关系，这将帮助他们的后代更容易地在城市里站稳脚跟，也有助于他们的村庄融入城镇经济。

    总之，“落脚城市”是复杂的，可能是下一波经济和文化高峰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重大冲突的爆发地。我不可能提供答案，而只是提供调查和思考，究竟走哪条路，取决于我们是否关注它的发展、是否愿意采取正确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