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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是通过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

    →我瞧不起你的学问，但我马上申明，只要你学问之中有百分之一的真实，那我就景仰这百分之一，但你不能阻止我对你百分之九十九的批判。

    →大师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学识兼备，非但于本门学科为不世出的专家，并以卓特识见、新颖方法指明未来取向，而受众多学者景仰，这里的裁判官，仅有一个，就是由时间体现的历史。

    →目前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问题很大，其干巴巴的内容不但不能引人入胜，相反是引人入睡。

    3月10日，著名学者、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朱维铮因病去世。他的逝世引起了广泛悼念，至今不绝。同行、学生乃至素不相识的读者，纷纷表达哀思，讲述着先生的经历、故事和贡献。

    文 唐骋华 图 资料

    脾气大，架子小，不讲情面

    朱维铮最容易让人记住的是他的“坏脾气”。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政治系教授张鸣和朱维铮并无私交，只在公开场合有过交流，但对这位前辈脾气，他如雷贯耳。“朱先生脾气很大，这在学术圈是出了名的。”张鸣回忆，每次开学术会议，只要朱维铮出席，他必定是直言不讳的那个。

    学生们也很怕朱老师。他逝世之前，记者就经常耳闻他的“凶”。比如，他会把学生的论文骂得狗血喷头，对系里某些瞧不上的同事，可以说是声色俱厉。这也成了朱维铮的标签，有的学生选他的课，就是专程来听他骂人。

    跳出学术圈，公众印象里的朱维铮同样是脾气火爆。2007年，百家讲坛主讲人于丹红得发紫，深受年轻人追捧，《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等书大卖。朱维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毫不客气地批评她“不懂的东西也敢讲，胆子太大”。朱维铮追溯了《论语》的各种版本，剖析了历朝历代“尊孔”的原因，随后从于丹的文史差错入手，指其不仅读不懂孔子，甚至“连一些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那次访谈，朱维铮还提到自己曾考证孔子是“私生子”。他没展开讲，这里藏着一段公案。1982年蔡尚思、朱维铮合著的《孔子思想体系》出版。书中，朱维铮考证出司马迁说孔子乃“野合而生”，亦即他是私生子。结果，有人指责他不尊重圣贤。前些年，北大教授李零写了本《丧家狗》，也被认为侮辱孔子。朱维铮仗义执言，有一天，他收到一封孔家后人写的联名信，要他收回观点并道歉，否则将诉诸法院。

    “我一直在等他们的传票，传票来了我自己去辩护，我把当年写作的东西都找出来，就等着他们找我打官司！”朱维铮如此淡定地说。当然，传票从未抵达。

    其实，先生的坏脾气源自认真，他看不得滥竽充数。骂归骂，但凡论文被枪毙的学生，他都悉心指导。逝世后，学生们万分感激老师当年的严格把关。易中天说朱维铮是“脾气大，架子小”，张鸣教授则称其保持了“传统海派学者的风骨”。张鸣特别强调“传统”二字，那意味着“直爽，不媚权贵，不讲情面”。

    独立思考，摆脱教条

    当然，朱维铮真正的功力在于学术。这才是他为学界所推崇的理由。

    “从学术史脉络说，朱先生是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再传弟子，也是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的学术传人。”朱维铮带的第一个硕士、近代史专家马勇介绍。所谓“经学”，即研究儒家经典，考据其文献、阐释其义理的学问。汉代以后，成为中国古代学术的主流，涌现出大批经学家。在当代，经学是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上的重大课题。

    1960年朱维铮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五年制本科），留校任陈守实教授的助教。陈守实为著名史学家吕思勉的弟子，以经史著称。不过，朱维铮并没有一下子扎入故纸堆里，在陈守实的指导下，他认认真真地研读《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这是朱先生的特殊机缘。”研习理论的经历，丰富了学养，奠定了他后来把握历史的基本理论。“并且，”马勇强调，“朱先生读的是原典，而非二手货。”

    说来运气不错。1960年代初，经学史大家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朱维铮被选中打下手，阅读古籍、翻查资料、编写题解、注释初稿，等等。“那时没电脑没网络，做这些事都很繁琐，却使先生熟悉了历代典籍，摸到了做学问的方法。”周予同也是很有风骨的人。抗战时身陷上海“孤岛”，境遇困难，但宁愿挨饿，也不去日本控制的地方教书。

    文革中，周予同被打倒，以致双目失明。朱维铮也蹲了“牛棚”。正是在此期间，他明白了人生真谛：“我应该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头脑，我可以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头脑。”

    张鸣认为，磨难中的领悟加上坚韧的个性，使朱维铮敢说些他那一代学者不敢说的话。朱维铮写过一本《重读近代史》，其中影响最广泛的，首推重新解读“落后就要挨打”一说。他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西在军事上的差距并不大，如果论经济总量、GDP，后者还超过前者。他把中国之败，归结到了制度、观念层面。

    张鸣尤其看重他对晚清教案、义和团运动的见解，“超越了传统的教条，就朱先生的年龄和晚年的身体状况而言，很不容易。”

    作风低调，留有遗憾

    不过在马勇看来，《重读近代史》收录的毕竟多为短文、杂文，而朱维铮的主要贡献，还是在学术上。其一是与蔡尚思合著《孔子思想体系》，根据历代尤其是清代学者的研究，考订了孔子的经历，“这也是新时期比较正面评估孔子价值的重要作品，对后来的儒学热、国学热具有相当的推动作用。”

    另一项工作是整理周予同散见各处的经学史论文，并进行校订。出集子的时候朱维铮还撰写了前言《经学史研究五十年》，“这可视作先生经学史研究的代表作。”他还对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过程做了详细考察，被誉为“典范之作”。

    上世纪80年代初，朱维铮和姜义华、李华兴号称“复旦三剑客”，频频出手令学界瞩目，奠定了复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专业的地位。“朱先生还积极推动南北学者合作的《中国研究》集刊的出版，促成中国文化国际会议在上海召开。”由于朱维铮的学识，他日益成为复旦的一面“学术大旗”，被奉为“最后的经学大师”。

    但朱维铮素来低调，从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大师”。他自称“历史研究从业者”。2011年8月，罹患肺癌的朱维铮出席上海书展，为系列片《大师》做宣传，并当场痛斥“假大师”泛滥：“现在报纸上大师满天飞，阿猫阿狗都可以是大师。打开今天的报纸，一些假大师还在神气活现。在我看起来，辨别真假有一条就是，看看真正的大师是怎样的，可以看穿什么是‘假大师’、什么是‘吹牛大师’！”

    这之后，朱维铮从公众视野里消失，直至逝世。

    张鸣教授认为，在那一代学者当中，朱维铮是少数几个留得下来的，“其他人就烟消云散了。”马勇则觉得由于珍惜名誉，他下笔过分谨慎，总是不厌其烦地修改、增补，而不愿发表大部头著作。“传世作品太少了，这个很遗憾。”

    身后Link

    1，经典重版。晚年朱维铮把自己过去的著作进行了整理和修订，未来几年，《走出中世纪》《壶里春秋》《中国经学史十讲》《重读近代史》等名作将出修订版。

    2，纪录片。朱维铮曾担任上海电视台《大师》栏目的顾问，做了100集的电视纪录片，解读了自1840年以来重要的人物，囊括了马相伯、詹天佑、严复、梁漱溟等。该项目耗费朱维铮大量心血，去年上海书展期间，他抱病亲自为系列影碟做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