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作家，冯骥才是成功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挑山工》等经典作品，已留在几代人的心里；作为画家，他也成功，被誉为“现代文人画的代表”。从2001年起，他投入到“抢救中国大地上的文化遗产”，而如今，“龙头项目”年画普查已顺利收尾。尽管他为此荣膺过“中华年度人物”，又获互动百科“知识中国2011年度人物”提名，但该工程离成功还有很长的距离。在天津大学的校园里，他接受了生活周刊专访，他说会坚持下去。

    冯骥才

    浙江宁波人，1942年生于天津。作家、画家、民间艺术工作者、民间文艺家。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等职。代表作《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人类的敦煌》《一百个人的十年》等。近年来致力于保存和发扬各地的文化遗产，作出了卓越贡献。2012年1月获互动百科“知识中国2011年度人物”提名。

    文l 唐骋华   柴家麒    图l 冯骥才工作室

    冬日早晨的天津，还是很冷，校门外的河都冻住。因尚未全部开学，天津大学的校园里非常宁静，只见三三两两的学子在晨雾中慢慢走着。这是所颇有历史的大学，拥有不少西式的古典建筑，旧而厚重，令人浮想联翩。

    走很长的路，穿过古老的房子，一座大尺度的现代建筑耸立眼前。它体积庞大，但线条简洁流畅，给人以包容感。大门口有块石头，上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落款者，正是他本人。在大门和大楼之间留有充足的空间，有个大池子，用脚踩一踩，也结了冰。

    池边摆放着破旧的木船、沧桑的古亭，十多年来，冯骥才把精力都投入到抢救文化遗产的巨大工程里，这些器物，应该是他从各地淘来的。来到贵宾室坐定，未久，门推开，冯骥才迈着大步走进来。寒暄后他立刻要求切入主题，“没办法，我太忙了。”采访开始。看着他侃侃而谈，我忽然想，他也是知名画家，如果让他画一幅自画像，会包含哪些元素呢？

    失败者：难以阻挡的“非正常死亡”

    首先大约是“失败者”。几个月前冯骥才对媒体说：“我是一个失败者。”话语间饱含无奈与愤懑，但仔细推敲这些年的遭遇，顿觉并非虚言。

    1994年，闻听天津老城即将改造，冯骥才推动“旧城文化采风”，聚集了大批历史学家、建筑学家、民俗学家，由他亲自带队，到那儿搞“地毯式考察”。花了一年半，做了张详尽的“老城地图”。其间，冯骥才屡次撰文疾呼，阐述老城的文化价值，想拖慢改造的脚步。但最终，推土机如期而至，“处处断垣残壁，老宅子被夷为平地。”

    多年来他痛斥的“千城一面”，还是不可阻遏地入侵家园。冯骥才说自己很伤心。此后，他致力于保护文化遗产，又无数次地感受到了这种“政绩的诉求和资本的狂想”。

    2011年3月，天津杨柳青著名的年画之乡“南乡三十六村”面临拆迁。“如雷轰顶。”冯骥才如此形容听到这消息时的感受。当时，他刚刚结束了木版年画的抢救、挖掘、整理和重点保护工作，“才要喘口气，转眼间却再陷危机，而且远比十年前严重。十年前是濒危，这次是覆灭。”

    冯骥才赶紧带人马下乡，兵分三路：研究人员去做传承人和村民的口述史，摄影人员用镜头记录画乡消失前的所有画面；博物馆人员则赴艺人王学勤家，把他的原生态画室整体搬迁。采用

    “视觉人类学”和“口述史”并重的方法，经两个多月努力，冯骥才完成了既定目标，还填补了几项文献空白。

    可他高兴不起来。因为没多久，南乡三十六村就被“城镇化”大潮所吞没。村民们住进了楼房，年画艺人王学勤家那“黄泥墙围着的小院、生气盈盈的藤萝架和散发特殊气味的牲口间”，被彻底铲除。尽管他的画室保留到了博物馆，但失去了独特的氛围，这门技艺相当于绝种了。

    “我们的文化不断地遭遇非正常死亡。”冯骥才说得痛心疾首。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斗不过，“每天我都会收到许多求救信和邮件，却无法保护。”

    奋斗者：田野间的“临终抢救”

    在南乡三十六村做的那些记录、整理工作，冯骥才称为“临终抢救”。之所以采用这个医学术语，细说起来颇无奈。

    起初没有“临终”两字。2001年末，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中国民俗学建设和人才培养理论研讨会”，请来季羡林、启功、于光远等老先生。轮到冯骥才发言，他撇开“理论研讨”，带着质疑向中青年学者发问：“你们可知道，每一分钟都有民俗在消亡吗？我说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离开书斋，到田野去，进行抢救。”老先生们都表赞同，并当场在呼吁书上签了名。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拉开帷幕。按冯骥才的野心，要对“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上的56个民族的一切民间文化”进行抢救。把年画作为龙头项目，率先启动，一是想它是民间艺术的重要源头；再者，作为画家他也熟悉。

    “多年来我们纵入田野，发现和确认濒危的遗产，先整理后保护，收获了不错的成绩。”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二楼专门辟了个展厅，呈现了从筹备、启动、推动到收尾各阶段的详细情况和普查成果。数字挺辉煌：22卷本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14卷本的《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并建成一整套数字化档案。

    “硕果如花”，冯骥才给展览取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名字。展厅里挂着张照片，他打着伞，脚上套着塑料袋，走在泥泞的村路上，却满脸笑容。“那是去武强县发掘古版年画，恰逢下雨，我脚太大，找不到合适的雨鞋，只好套上塑料袋冒雨前行，以至于湿衣贴身、湿发贴面，大家笑话我是‘丐帮首领’。”这硕果结得不易。

    然而冯骥才还是高兴不起来。城镇化海啸般席卷，平房改造、并村、土地置换、村民迁徙，原本的历史记忆、生活习俗和民俗文化失去土壤，迅速流失……

    冯骥才意识到，凭他的力量根本扛不住这股浪潮。他能做的，是趁民间文化尚未消亡，进行调查和存录。他终于在“抢救”前加上了“临终”。他知道很难救活，但至少要把“破坏的范例”记录到档案里，让世人看一看。

    跋涉者：得一个劲儿往前走

    喜事也是有的。去年末，民间文艺家协会宣布，中国木版年画正式开始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令冯骥才欣慰的是，多年的保护工作没白费，木版年画申报的并非“濒危项目”，而是“优秀保护项目”。

    这当然和冯骥才的努力分不开。他不仅带队考察、整理、研讨，还频频与各地合作办“年画节”。“在河南朱仙镇办的那天特别冷，我到广场上讲话，嘴巴都木了。但看到万人空巷、连墙头房顶都挤满了人的场面，很感动很激动。”如今，武强、杨柳青、桃花坞、朱仙镇等传统画乡，年画恢复了活力，形势喜人。

    猜对了，振奋之余，冯骥才仍满怀忧虑。各地政府对“非遗”的热情有利于其传承，但背后强烈的利益冲动，却会造成损害，对此，冯骥才是不满的。他还遗憾像他这般有影响力的文化人，参与得并不多。“还是有偏见吧。”

    在冯骥才看来，民族文化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经义典籍文化，一部分是民间文化。“前者像父亲，赋予我们思想、力量，使我们清楚、清晰，是理性的。民间文化则是感性的，像母亲，我们听着儿歌、吃着传统的小吃、听着地方戏、浸染着家乡的习俗慢慢长大。它悄无声息，以至于受轻视，但我们有责任告诉人们这就是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半，是不能缺失的文化，是我们文化的基因，也是我们的身份所在。我们应该认识它。”

    冯骥才目光坚定，说得深情且坚定。那深情，让人想起他的《挑山工》。在这篇收入小学语文课本的名作里，他描述了泰山的挑山工是如何肩担重物，走完山路的。“一步踩不实不行，更不能耽误工夫。我们得一个劲儿往前走。别看我们慢，走长了就跑到你们前边去了。”2012年冯骥才将度过七十大寿，跨入古稀之年的他步履或许不再那么矫健，却已远远地走在了许多人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