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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0月27日 版面导航 标题导航 返回本期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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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影新政”运行两周年
服务项目1120次达标率100%
青年报记者 陈宏

    七项电影产业扶植政策。

    周培骏 制图

    两年前的今天,为了提高上海电影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上海九部委共同制定推出了七项电影产业扶植政策,被国内电影界称为“上海电影新政”。在新政推出两周年前夕,青年报记者也专访了被视为新政窗口的上海影视摄制服务机构,从一个小切口看新政运行成效。

    青年报记者 陈宏

    两年成绩斐然 持续100%并不容易

    位于巨鹿路的服务机构,是为了改善上海电影软环境、吸引电影项目前来拍摄、立项而设立的,所以,一开始的定位就是“服务”。在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行政事务受理中心设立上海电影摄制服务窗口,提供政策解读,上海影视企业与取景地数据库和上海影视人才数据库等咨询类服务,以及在上海本地摄制电影时涉及政府管理的事项和拍摄服务等协调类服务的服务机构两年来的“服务故事”,已经被称为“超级制作人”、“剧组保姆”的协会秘书长于志庆,提起来总是酸甜苦辣齐上心头。

    “拍摄电影《微微一笑很倾城》时,要在外滩的圆明园路拍,因为是小路,对于交通影响不小,原本,我们已经有了完善的流程,但管理方表示只认可我们机构的工作人员,我们只能派工作人员盯到凌晨3点。”剧组用车、降雨的消防车进出,都需要工作人员认可,而为了防止剧组贿赂,工作人员还有铁的纪律,“一口水也不能喝剧组的,因为这是上海的窗户和脸面。”

    这种还是一开始就走了正常程序的,但作为服务机构,他们经常遇到的还有拍摄中途的“急诊”。“《我的老婆是80后》剧组在愚园路的一个小区拍摄,已经拍了3天,本来第4天就要拍完,男主角张嘉译已经买好了机票,要去下一个剧组,但碰到静安区要评文明城区,正在治理,要求剧组撤退,不能再拍,然而演员档期的问题,没法改时间。”于志庆说,接到剧组紧急求助后,他们赶到愚园路的居委会,但对方表示,需要区政府同意,于志庆最后没办法,“硬着头皮直接打电话求助区长,结果区长表示‘好,支持’,剧组赶工也顺利拍完了。”

    这个给区长的求助电话如此顺利,并不完全是人情关系,而是整个上海对“电影新政”的高度认可。据于志庆透露,服务机构从成立之初至今,都只有5个工作人员,“原来拿着协会的介绍信和政府文件到区里,没人认,现在各区都已经认可了,我们在全上海16个区县全部有机构的分站覆盖,现在只有重大事件需要机构来协调,正常的流程,都直接划拨到各区完成。”

    记者也了解到,服务机构在经过两年的运转后,可为来沪拍摄影视剧提供免费的咨询和协调服务,推出了包括信息咨询、政府联络、摄制协调和专业人才推介等四方面的内容,涵盖政策、信息咨询和取景地、拍摄器材、后期制作、特殊拍摄、道具、服装、化妆、置景、车辆、保险、法务、推介协调等24类115项服务项目。创作环境逐步优化,上海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为上海影视拍摄打造“一条龙”的服务平台。每年编制发布《上海影视摄制指南》。

    而截至2016年10月21日,上海影视摄制机构共受理政策、信息咨询和协调服务1120件次,其中咨询类服务554件次,协调类服务566件次,项目受理达标率为100%。其中2016年以来上海影视摄制机构共受理政策、信息咨询和协调服务204件次,其中咨询类服务63件次,协调类服务141件次,项目受理达标率为100%。接受咨询服务的单位共51家,包括上海单位35家,外地单位16家;接受协调服务的影视剧组共73个,包括上海剧组43个,外地剧组30个。

    也在摸索新路线 防止公器私用浪费公共资源

    在两年的运转过程中,服务机构摸着石头过河,闯出了独特的道路,“免费服务,但不代表就公器私用,我们也在杜绝剧组利用我们进行无理的公共资源索取,基于这个目的,未来我们会设立门槛。”于志庆说。

    因为服务太好,现在很多剧组来上海,都会主动找到巨鹿路来。但是,机构也发现,有一些剧组的制片人,似乎试图把他们的免费服务当做幌子去剧组套取资金。“比如我们协调了免费取景地之后,他们回去报账说花了多少,所以我们也特别规定,不会收取一分钱服务费。”他说。

    更让他们“心酸”的经历是,他们经常历尽千辛万苦协调好了取景地,结果剧组招呼也不打就放弃拍摄了。“比如有剧组说要拍磁悬浮,我们没协调过,就去努力协调到了,结果他们异想天开,要求在磁悬浮外架设机器拍摄……最终,他们没跟我们说,就不拍了,”于志庆吐苦水说,“还有造币厂,也是特别难协调的取景地,我们走了很多程序,都联系好了,最终也是说不拍就不拍了,他们觉得你们做到是理所当然,很容易。”

    这样的事情多了,他们只能自我安慰,“我们自己说,就当做演习吧,下次再有这类协调,也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正是这样的想法,他们摸熟了机场、火车站、外滩、公安局这些“高频需求”取景地的流程,反而也有了意外的收获,“像火车站,上海铁路局现在甚至还主动给我们推荐一个风景优美的老车站;而外滩和公安局,现在都表态,只要我们机构认可的,他们就不会再审批,通过联合把关,简化办事流程。”

    他们也渐渐掌握了经验,就是给剧组进行主动引导“分流”:“有一些导演不太了解,只知道去上海理工大学,而且就是拍那两栋楼,我们就引导去上海大学的老校区,告诉他们那边风景同样好;要拍上海风情的居民家,也总是要去知名的‘金阿姨家’,这不仅让金阿姨的邻居有意见,也让剧组很难协调到,我们就告诉剧组,上海有比金阿姨还金阿姨的家可以拍。”

    这些经验教训汇总在一起,服务机构的办事越来越规范,流程简化但高效:“我们以前会给剧组出具介绍函,但现在为了防止部分人拿去冒充,就只在流程单上敲章表示已受理,然后联系好取景地,让他们自己去。未来我们也设立门槛,在上海立项的、主旋律的、全面弘扬上海的剧组,会全部服务,其他的则划分服务范畴,比如政府机构、公共设施,我们会提供免费取景,商业取景地则只协调、不具体参与价格谈判,防止滥用公共资源。”

    难以推广全国 热情加政府支持力度难复制

    上海电影新政出炉后,给了两个亿的电影项目奖励资金,吸引剧组在上海立项,如今已经吸引了600余家中央、外省市和境外影视企业和机构落户上海,其中不乏阿里影业、博纳影业、腾讯影业等大型影视企业。众多著名导演和演员也开始把影视创作的重心逐步移到上海,“包括服务机构在内的软环境改善形成的无形价值,也是吸引他们的重要因素之一。”于志庆说。

    他透露,很多主旋律纪录片,选择来上海拍摄,但他们的资金又很少,想着在商业取景地免费使用,还要求还原当时的场景。“像《筑梦路上》要去锦江饭店,在锦江小礼堂要求还原当年国家领导人宴请基辛格的场景,酒店方面开口说要五万元,因为要很多工作人员加班,但我说一分钱也没有,结果我们动用了很多力量,找到了总经理,最终免费使用,工作人员免费加班加点翻出了当年的老圆桌,甚至很久都没启用的喷泉,也都全部用上了。”

    在各个剧组将上海的经验传播出去后,全国各地如北京、深圳、广州等地政府纷纷来沪取经并希望合作互动。但即使是北京的影视聚集区怀柔区过来,也发现上海的经验不容易复制,“办事人员投入的热情,以及全上海各部委、区县的支持力度,是很多地方没法做到的。”

    在采访过程中,于志庆一直在“诉苦”,但正因为影视摄制服务机构的辛劳,让上海电影新政有了柔软的触点,上海电影产业重振的梦想,也才更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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