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在实验室研究大肠杆菌染色体分裂的牛津博士，一个是手拿《左传》昼耕夜读的“现代夫子”，刘勋将这两个形象“合二为一”。1980年出生的他是一名理工科大学的行政主管，业余时间研究和推广《左传》。“通识教育应该讲究文理、古今、中西兼修，我自己就在朝这个目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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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在实验室研究大肠杆菌染色体分裂的牛津博士，一个是手拿《左传》昼耕夜读的“现代夫子”，如果你的脑洞不够大，很难将这两个形象“合二为一”。

    “通识教育应该讲究文理、古今、中西兼修，我自己就在朝这个目标努力。”这位1980年出生的年轻人啜了一小口咖啡，挺直腰背，凝神吐字。他是刘勋，是一名理工科大学的行政主管、国学新知读书会理事、《左传》研究者。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这是给我挫败感最强的一本书，每个字都有注解，包罗各类掌故，对缺少社会经验的高中生来说很晦涩。读时便觉得大脑不够用。我放弃了。”

    刘勋的古文底子源于高二时，那时他是班里的尖子生，文理科都排在前三名。当时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叫程明恕的“老夫子”。平日里，他戴着私塾老人的圆形框架眼镜，性格耿直，行事颇有古君子之风。

    高二寒假时，他邀约班上几位成绩最好的学生赴家中学习古文。刘勋迄今还记得，在昏暗的小客厅里，他学了整个寒假的古文，硬是将新旧版语文教材里的长篇古文统统背了下来。“那一次，我的文言文功力突飞猛进。再读以前看不懂的古文，一下觉得通了。”

    大学本科刘勋就读的是中山大学生物化学系，利用闲暇时间，他把《资治通鉴》通读了三遍，乐在其中。在他看来，读中国经典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有人喜欢搓麻将没有差别。

    那时，他买了两本《左传》，这也是他翻阅了寥寥几页后唯一没看下去的古籍。“这是给我挫败感最强的一本书，每个字都有注解，包罗各类掌故，对缺少社会经验的高中生来说很晦涩。读时便觉得大脑不够用。我放弃了。”

    后来，他远赴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攻读生物化学专业的研究生，白天在实验室研究非洲爪蟾的胚胎发育，晚上则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白雪，回到留学生的寄宿家庭。女主人酷爱社交，往往不在家中。在空旷无人的屋子里，他再一次拾起了《二十四史》人物列传等中外经典。

    “记得那时成天和当地人待在一起，有趣的是，当你在一个完全和中国文化割裂的环境下，白天做实验，晚上看看中国字，感觉很幸福。”忆起加拿大的这段日子，刘勋感觉自己每天都在长进。

    博士时他申请了牛津大学生物化学系，每每流连于校园里的书店，在那一泡就是一整天。在书店里，他发现了一本名为《“地标”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全方位导读》的“奇葩”读本。“国内出版界大多只注重畅销书的读者体验，对于古籍的设计往往很死板。给人的感觉是，读不懂是你没本事。但翻开这本书，上面每一段旁边都会概括这段讲了什么。战争故事很多都涉及地理，当你想要一幅地图的时候，那边就有地图，随着文章的发展安插在合适的地方。我在想：哇！原来古籍可以这么做。”

  “古人说教学相长真的没有错，《左传》这本书我都讲过三遍了，觉得自己仍有成长的空间。”“他们的古文基础大多停留于高中语文。我的书和这个读书会，就是为这群人服务的。”

    2009年回国后，他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科研管理处工作，生活变得按部就班。他重新想到了《左传》这本他一直不敢挑战的古籍。“当时心里一直对这本书存了念想。希望这次能死磕一番。”

    他找来当时公认的《左传》最好的注本——杨伯峻版的《春秋左传注》，但仍难以读下去。为了帮助自己和与自己有相似困难的其他读者，他想从读者的角度DIY做一本《左传》的读本。“没出国前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后来看了国外的古籍读本后，我受到很大启发：既然市面上没一种读本能让我满意，我就自己做，于是就有了现在你看到的116万字的《春秋左传精读》。”刘勋说。

    2010年，他将读本的征求意见稿贴在了豆瓣上，有个叫徐渊的人给他回信了。他是国学新知的创始人，当时也在读《左传》，邀请他参加经典读书会。

    刘勋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我的理念是做读者体验特别好的读本，就应该接触到更多的读者，在民间读书会的氛围中打磨这个读本，精益求精。”

    “一开始，每周都有不同的人来领读，别人领读的时候我就憋着，在讨论阶段经常就成了我的‘一言堂’。渐渐地，其他人说‘刘勋你来吧’。到了中后期，自然过渡到每期都由我来领读。”通过开口领读和与读友互动，他才真正知道《左传》到底哪些地方是大家感兴趣的“段子”，哪些地方比较晦涩难懂。“我自己看的时候可以糊弄过去，在读书会上一句一句解读时才会发现问题到底在哪里。”

    读书会里大多是和他一样具有理工科背景的业余读者。“想认真读‘大书’的都是比较小众的一群人，他们的古文基础大多停留于高中语文。我的书和这个读书会，就是为这群人服务的。”

    从2010年到2016年，读书会的学友换了一拨又一拨，刘勋主动和徐渊提出：“我想把《左传》读书会做成一个‘铁打的营盘’，只要有可能，就把这本书一直读下去。”

    在领读《左传》的这七年里，他认识的读友越来越多。“古人说教学相长真的没有错，《左传》这本书我都讲过三遍了，觉得自己仍有成长的空间。每次都不断有新的见解出来。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就是这个道理吧。”刘勋说。

  “未必读了《左传》，就要学古人的做派。很多时候，我是一边和老婆看《加油美少女》《金星秀》等节目，一边在读论文、研究《左传》。”

    如今已过而立之年的他，对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也挺满意。“我们80后渐渐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为人处世越来越圆润。我是一个认真读‘大书’的人，也是追求文理、古今、中西通达的人。”

    刘勋的专业似乎与《左传》丝毫不沾边。在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科研管理处供职时，他负责过科研项目，后来到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担任所长秘书，2013年，他又成为上海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文宣主管。

    “除了职业的变迁之外，我希望一辈子能持续地做一件事。实际上，我认为能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前提是不靠它吃饭。”刘勋很欣赏古代士大夫的状态，白天精于公务，晚上回府后秉烛夜读做学问。一种人生，两种状态。“我攻读的《左传》虽然小众，但每个城市都有一群人和你在做相同的事。现在，我的人生有两个战场，主业是为上海科技大学的建设发展服务，副业则是希望推进《左传》的研究和传承。”

    刘勋说，随着阅历增长，每次讲《左传》都会有新的感悟。“我曾经很喜欢看安妮宝贝的书，但现在读这些书已经没有了感觉，因为已经不再是少年时的心态了。但是，不管是20岁、40岁、60岁的人去读《左传》，都不会觉得过时。经典不怕你一遍遍看，你可以和它一起成长。”

    新学期即将来临，刘勋将给本科生开《左传》的导读课，一个班满额60人，如今有51人报名。“我要把这门课做成‘硬课’，最好第一周试听吓跑一半准备‘打酱油’的孩子，剩下一个更小的班，我们一起来钻研《左传》”。

    “我研究《左传》，出书立著不算工分，不算科研成果。”如今，他的事业重心也慢慢发生了转变，希望今后转到通识教育上。“其实，我自己就是通识教育的产物。我是标准的理科生，读《左传》时和文科生不同。由于长期接受理科学术训练，我会想法设法通过技术办法来解决一些古籍整理中长期存在的难题。此外，我不会文科生那套术语，不会说读友听不懂的话。这就是为何有人愿意跟着我读《左传》的原因。”

    2013年9月份起，国学新知将《左传》读书会音频陆续放到了网上电台“喜马拉雅”上，累计收听量破几十万。相比通俗易懂的《论语》、《周易》、《道德经》等经典，刘勋觉得：“前者文本小，讲理念，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人生体验去注解，没有特别高的门槛。而读《左传》需要很多基础知识的积累，书里涉及大量的人物、族姓、社会关系，还有地理和礼制等。我打算今后剥离出几个故事，比如齐晋称霸、子产相郑等，写成一本本的小书，让普通人都能读懂。”

    采访临近尾声，刘勋突然蹦出一句，“别看我喜欢《左传》，事实上，我是一个很现代的人。很多时候，我是一边和老婆看《加油美少女》、《金星秀》等节目，一边在读论文、研究《左传》。”他说，自己也碰到过不少喜欢穿汉服、非常“古典”的人。“未必读了《左传》，就要学古人的做派。我曾经在读书会的课间休息时段放西方古典音乐，这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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