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日前，上海市群艺馆“上海故事汇”迎来了第100场演出。在过去的3年多中，上海一批优秀的“故事员”在这个平台上轮番上场，带来了300多个精彩故事，听众累计达10万人次。也就是通过这个平台，一批叫“故事员”的人浮出水面。青年报记者了解到，由于种种原因，“故事员”团队近年日渐萎缩，而最关键的是故事的创作遇到了瓶颈，这意味着人们要听到好故事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

    正在消失的“故事员”

    “故事员”，顾名思义，也就是如莫言所说，是专门“讲故事的人”。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这其实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职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文化活动比较单一，去群艺馆听故事也就成了人们一项重要的文艺活动。这时候也就出现了“故事员”。“故事员”一般都是从基层经过层层选拔挑选出来的。他们都很厉害，既会自己创作故事，口才又非常了得，可谓能写能说。如果说故事说出了名气，那就成了“故事家”。有很多著名的“故事员”在全国都拥有众多拥趸，这也算是一份很体面的职业。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故事事业相当发达。

    但是近年，“听故事”的传统似乎正在消失，“故事员”也在整体萎缩。比如“上海故事汇”，汇集了上海最优秀的“故事员”，像黄震良、张红玉、袁传忠、朱国钦、龚礼、诸伟丽、张晓阳、陈传奇、张红维、姚星，以及陈卫伯、吴新伯等一批曲艺名家。但是记者发现，这些著名故事员有不少已经上了岁数。“故事大王”黄震良在其中算是中坚力量，今年也已50岁。

    黄震良接受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说，上海是新故事的发祥之地，故事创作和演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非常繁荣，所以上海才会有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上海故事家协会”。黄震良现在是这个协会的秘书长。但是黄震良坦言，现在整个故事家协会有会员100人左右，这比鼎盛的时期是萎缩了，而且年轻会员更少，现在80后会员占会员总数三分之一都不到。故事事业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不能同日而语。

    故事市场庞大但缺乏原创

    业内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故事事业的衰落与现在文化消费形式多元化有关。但是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其实依然有很多人对听故事怀着浓厚兴趣。这恐怕是人类的天性。像上海市群艺馆“上海故事汇”这样的平台，举办了100场，几乎是场场爆满，而且每一场都还要板凳。虽然听众以中老年人居多，最年轻的也三四十岁，但听故事的人群依然是庞大的。此外有关听故事热情还有一个例子，现在上海编辑发行的《故事会》杂志每期发行量还有400万册，仍然是中国最畅销的杂志之一。

    可以说，中国“故事员”面前的依然是一个庞大的市场。那为什么“讲故事的人”仍在流失呢？黄震良现在还担任上海唯一的故事表演团体“安亭故事团”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现在上海除了他一人是职业“故事员”之外，其他“故事员”基本都是由市民作为业余爱好担任。而讲故事是一个很考验功力的事业，不拿工资，只有演出费，演出费又不是很高，还得刻苦训练，这对人们的吸引力是很有限的。另外展示平台也不多，像“上海故事汇”都已经是很难得的平台了。

    而且最让黄震良担忧的是，过去遍地都是的能说会写的“故事员”，现在已经非常少了，基本上是只会说不会写，所讲的故事严重老化。“我从来都是强调，‘故事员’应该两条腿走路，但现在是跛脚。过去《故事会》每个月都会受到大量优秀的故事投稿，但是现在投稿量在减少，优秀的更不多。而且故事创作队伍严重老龄化，有的老作者写来写去都是一个套路，没有什么新意。”黄震良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写故事太廉价。像《故事会》的稿费在全国同类杂志上都是最高的，也不过千字200元到300元，一个3000字的故事，1000元都不到。“‘故事员’参加一场演出可能都有300元的收入，所以很多人只愿意讲别人的故事，不愿意自写自说。”

    如果创作跟不上，故事真的可以丢到故纸堆里了。黄震良告诉记者，故事家协会正在汇通上海市群艺馆等单位研究开设为期一年的“故事创作培训班”，集中上海最优秀的力量，专门培养能说会写的“故事员”，这是振兴故事事业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