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文艺批评，不仅要“评”还要“批”，大多数时候评论者是站在专业的角度，对文艺作品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也因此，文艺批评也是文艺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现在文艺批评很忌惮得罪人，非但不愿批评，甚至都成为了“表扬家”。在这个时代，搞文艺批评是需要勇气的。最近上海著名文艺批评家刘巽达推出了评论集《文化批评的一鳞半爪》，在书中批评的“鳞爪毕现”，向评论界吹来一股清新之风。

    青年报：您的这本新书《文化批评的一鳞半爪》，汇集的是您“文化批评”的精华。虽然文章短小精悍，但鳞爪已现。从整体而言，您想通过这些犀利文字，表达什么样的“鳞”和“爪”？可否简要介绍一下您这本书？    

    刘巽达：所谓文化批评，包含“批”和“评”两部分，两者很难拆分，往往融为一体。这本文集里所收短文，较侧重“批”，有的还比较犀利。所“批”范畴，不外乎文化热点、文化事件、文化现象、文化人物等。看一下这些题目，大致便可知道此书的内容和风格：“张贤亮激活灵与肉的思考”、“《狼图腾》文化造假之辩”、“名人的盲区”、“也说四大名著之读不下去”、“废墟涂鸦的尴尬命运”、“主旋律不能是伪歌颂”、“影评家不能跟着资本家走”……起因往往是热点事件，但剖析的角度和深度却是具有普适性的。英美法律制度的特点是“判例法”，文艺批评有点像“判例分析”，通过当下发生的文化事件，向人们提出文化的方向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诚恳、睿智、深刻的文化批评非常重要，它让人们在喧嚣的口水战中厘清思路，找到有价值的答案。所谓引导与启发者也，大抵指的就是这个。

    青年报：您1980年代初从华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就在上海文联从事文艺工作，而后又写了几百万字的文化批评文章，是著名的文化学者。现在振兴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已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在您看来，文化批评在这样的文化建设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对于文化建设而言，文化批评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刘巽达：恩格斯说，“人类文化上的每一小步，都是通向自由的一大步。”历史上文化的昌盛总是伴随着批评的活跃。文化兴盛，则言路畅通，批评健康的时代一定也是文化繁荣的时代。文化建设是有“方向”问题的，建设什么样的文化？需要“众说纷纭”，而不能“一言堂”。如果没有文化批评，文化的“方向”很可能偏离。优秀的文化批评家，是民族文化的守护神，是现代文明的启蒙者，其价值可想而知。

    青年报：几年前，您在接受《青年报》专访时痛陈“红包评论”之害，但时至今日“红包评论”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您看来，“红包评论”、“人情评论”产生的渊源究竟是什么？该如何治理？中国的文化评论还有什么需要改进之处？

    刘巽达：我最近发表一文《文艺批评之三症》，被广为转载，其中也剖析了“红包评论”产生的原因。如今的各种研讨会，主要是由主办者举办者出版者操持的，他们花钱花力，所为何来？当然是为邀捧。他们盛情搞定专家和媒体，所以媒体上的批评文章就很鲜见。中国是个人情社会，鲜有“当面商榷”的空间，加之文化生态缺乏批评氛围，就容易衍生“表扬家”。而“批评家”往往是单打独斗的，他们不喜抱团取暖，他们也不要这种“温暖”。但现状是批评家的用武之地受制约，他们的锐意媒体并不乐意笑纳。有朝一日，权威的批评家因其思想与才识，赢得广泛口碑，某个文化阵地因其名声和个人品牌大行其道，批评家尽可言无不尽，不用看旁人的脸色——如是，“准鲁迅”、“准某某斯基”代有人才前赴后继，就不会再有“红包评论”泛滥的空间了。

    现在的文化批评家，都是“业余时间的客串者”，光凭稿酬生存，几无可能。经济地位决定其尊严高低，这是社会性和制度性问题。目前情势下，我们只能从情怀和道义上鼓励鞭策文化评论工作者不为利诱，不为名惑，敢于批评，敢于亮剑，通过具有真知灼见的批评，来净化评论环境，同时树立个人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