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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08月07日 版面导航 标题导航 返回本期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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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十月初三”惨案幸存者回忆在日军刺刀前与父“最后一面”
亲眼看着他被带走 再也没回来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86岁的姜解之回忆自家只剩下一间灶披间,其余都被烧光了。青年报记者 周胜杰 摄  俞霞 制图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三个月后,日军在金山卫偷袭登陆,金山卫沿海守军300余人奋起抵抗,最终仅28人突围,其余全部壮烈殉国。日军登陆后大肆烧杀,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十月初三”惨案。金山全县被杀害2933人,被烧毁民房2.6万多间。日前,青年报记者走访了当年离日军登陆点较近的金山山阳镇渔业村和倪家村,听幸存者老人邬其华与姜解之回忆那段逃难史,他们也是日本侵略者犯下滔天罪行的见证者。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失去太平 睡眼朦胧被叫醒 跟着父母忙逃难

    牛叫声、鸡叫声、狗吠声中夹杂着走失孩子大叫着“妈妈、妈妈”的哭泣声,以及父母找寻孩子声嘶力竭的呼唤声,“那一路,真的是乱,也凄惨。”老人感叹道。

    渔业村靠海,与倪家村相邻,如今上海最后一个渔村金山嘴渔村坐落于此。渔业村89岁高龄的村民邬其华和86岁的倪家村村民姜解之至今还住在村里。

    据金山博物馆介绍,“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中国投入的总兵力有70多万,但分散在各自防区死打硬拼,顾此失彼,只注重淞沪正面和北翼阵地的一线进攻,而忽视了南侧翼的战略防御。

    分布在杭州湾左岸守备区部署的防守兵力,仅为数不多和缺乏良好训练的壮丁队和地方军警。当时,金山卫只驻守了一支战斗力一般的地方部队——62师,且在浦东战事吃紧之时,还被抽调去川沙助战。金山卫防线终成淞沪战场最薄弱的一环。

    1937年农历九月三十日起,62师部队开始调防,至农历十月初二夜,沿海塘只剩下少许留守部队。

    回忆起1937年11月5日(农历十月初三)日军偷袭登陆金山卫的那天,邬其华与姜解之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地提起了“大雾”和“慌乱”。

    当年,邬其华只有11岁,他记得那天天还未亮透,躺在床上的他被父母推醒,“东洋人来了,我们要赶紧跑。”祖母、姐姐先逃难,而邬其华就跟着父母一起逃,一路上大雾弥漫,而邬其华的母亲已经有六七个月的身孕,一路上走不快,刚逃到与渔业村相隔1里多地的倪家村,他就听见后方传来了枪声。

    与邬其华一样,当年只有8岁的姜解之那天早晨也还在睡梦中,睡眼朦胧中听到隔壁一位患有眼疾的邻居叫嚷着:“还不起来,日本人来了。”这一下子家里慌了神,那年春天,姜解之的父亲不幸去世,逃难时姜解之兄妹三人只有跟着母亲,以及同住一幢房内的叔叔、婶母等一起走。听闻日本兵是从东南方向来,他们就认准了往西北方向逃。

    纵然离逃难日已经过去了78年,姜解之至今对这一路慌乱且凄惨的景象印象深刻。一路上,他们能听到日寇的飞机在头顶上空轰鸣,隆隆的枪炮声更增添了紧张感。同路的逃难者有牵着牛的,也有带着鸡、狗的,牛叫声、鸡叫声、狗吠声中夹杂着走失孩子大叫着“妈妈、妈妈”的哭泣声,以及父母找寻孩子声嘶力竭的呼唤声,“那一路,真的是乱,也凄惨。”老人感叹道。

    而差一点,姜解之也与母亲走散。他说,当时逃难路上很混乱,逃到一个岔路口,一不小心他们兄妹三人跟着叔叔、祖母走,而母亲与婶母却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发现母亲不见了的姜解之差点急哭了,最后还是叔叔将他们安顿好,再去寻回了母亲与婶母。最终,他们陆陆续续花了一周时间,从金山倪家村逃到了奉贤庄行避难。

    失去亲人 父亲被日军拦下带路 从此再未相见

    一名手拿地图的日本兵将地图塞到了时年36岁的父亲邬安民跟前,让他带路,随后父亲就被日本兵带走了。

    逃亡路上的无奈与慌乱让老人们至今记忆犹新,邬其华在逃亡路上与父亲分别,这一别已经大半辈子,父亲此后生死无从知晓。

    邬老先生回忆说,逃亡路上他第一次看见了日本兵,当时日寇已经从离山阳镇东面约1.5公里的塔港登陆,占领了倪家村。据他所见,沿路穿着军装、肩扛步枪的日寇至少有几百人。而当他们一家三口快逃到倪家村时,遇到了在路口阻拦的日本兵。一行5名日本兵朝邬其华他们走来,一名手拿地图的日本兵看了眼年少的邬其华与其怀有身孕的母亲后,并没理睬,转而将地图塞到了时年36岁的父亲邬安民跟前,指着马棚这一地方,质问如何前往,并让他带路,随后父亲就被日本兵带走了。当时,邬其华并没意识到这将是与父亲永别。年少的他又害怕又愤怒,却也无奈,紧紧牵着母亲的手,回望了父亲一眼。那是分别前的最后一眼,随即邬父就被日本兵带走了。这一别就是一辈子,直到去世前那一刻,老母亲还试着去往好的地方揣测——老伴可能被带去了日本,又或者在世间某个角落继续生活着。

    而邬其华则更为理性,当抗战胜利后,他见父亲还是杳无音讯,就确信父亲应该是罹难了。其间也是各方打听,但有效消息甚少,也就作罢,“没想到这逃难路上的一别就是一辈子,可能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感受过父爱。”

    据悉,战争时期如邬其华父亲这般被日寇拉扶出去下落不明的,在山阳地区就有58人。

    而姜解之则还记得,当时他外婆看到日本兵来了,慌乱中躲进了灶间,还用生火的柴草挡住自己,但不巧让日本兵看到了,他们也没走近,但举起枪就放了一枪,“幸好只打中了外婆的左手臂,没打中要害。”姜解之说道。

    失去家园 自家的房子尽成废墟 只能搭草棚过渡

    黄阿大被砍去头颅,江阿大被开膛破肚,其余7人,有的被当成靶子,用枪射死,有的用刺刀戳死,有的用指挥刀劈死。

    1937年十月初三逃难当天,邬其华与母亲住在倪家村的亲戚家,而后又一路逃亡至新江村另一位亲戚家避难。邬其华至今记得,住在新江村的叔叔当年惨遭不幸,被日寇用枪打死了。“当时第一批东洋人进村后,还顾不得老人、孩子,但看到壮丁就会杀。”

    此外,姜解之还提到离村几百米还有个被称作“杀人塘”的地方,青年报记者翻阅了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的金山县山阳镇的《山阳志》,上面记载,倪家村村民姜连生、江阿大、黄阿大等9人,先后在同一处被害。黄阿大被砍去头颅,江阿大被开膛破肚,其余7人,有的被当成靶子,用枪射死,有的用刺刀戳死,有的用指挥刀劈死。这9人被杀害于金山嘴与倪家埭间的一条小河边,后来被群众称为“杀人塘”。

    据记载,当时山阳地区被杀害的群众,据不完全统计有351人。

    直到1938年年底,局势相对稳定后,邬其华才随母亲回到渔业村自己的家,曾经的家已经被付之一炬,只有同村叔叔的家里还剩下一间房,邬其华母子三人只能暂住在那里,并一边搭建草棚,重新安家。“小时候还不懂事,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段历史越来越痛恨,但作为老百姓,对于父亲的下落不明,对于无家可归的生活,更多的还是无奈。”邬其华说道。

    与邬其华一家相似,姜解之一家是在“十月初三”惨案过去两三年后才回到倪家村,他们此前一直住在奉贤庄行的姑妈家。从小生活的“家”也以一片狼藉迎接了他们的归来。“本来和叔叔一家一起住,家里一共有11间房,回来后发现只剩下一间灶披间,其余都被烧光了。”

    今年78岁的陆雪云是渔业村的老支书,在村里的老年活动室里,他告诉青年报记者,自己虽然出生于1938年,但自从懂事起,父母也会跟他提起当年日寇登陆后的所作所为。记得父亲曾经告诉他,他家所在的陆家宅,原来有几十户人家,上百间房子,日本侵略者进村后,把一个陆家宅的上百间房子烧了个精光,“等结束逃难回来后,看着一片废墟又哭了一场,开始新的生活也是从搭建草棚开始的。”

    三位老人当时居住的房屋均被日寇烧毁,据《山阳志》记载,山阳地区被烧毁农民房屋1148户,共计4178间,烧掉牛车棚415个,已经收起的900多亩水稻和大批棉花被烧成灰烬。被毁的其他物资无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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