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出生的张玉霞每天都很忙，第一次采访她是她忙中偷闲腾出来的一个多小时。补充采访是在凌晨1点半。

    从2009年开始，她把三分之二的精力都花在了社区援助上，甚至开玩笑地说，“如果我能放弃这块，创收能翻好几倍。但如果真这么做了，做律师还有什么意义呢？”

    当年和她同去社区参与援助的律师来来去去，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几年过去了，居民们仍能见到这张年轻的老面孔。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在有些人不看好社区公益律师的时候，我却越做越起劲，律师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

    80后的童年记忆里不乏TVB港剧的烙印。张玉霞一点不避讳，自己的律师梦是从追星开始的，当年刘德华的一部《法外情》让她深深着迷。

    从华东政法大学毕业后，她当了几年公司法务，朝九晚五，收入稳定。毕业后几年，她很多当律师的同学因为这份职业与想象中的光鲜相去甚远，纷纷改行。她却在2008年毅然辞去了法务工作，从实习律师开始从零起步。第二年，她就报名成为静安区的社区法律援助公益律师。社区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有身上有着浓重气味的流浪汉，有喋喋不休的老大妈，还有执著地不肯离去的居民。

    一次，张玉霞在值班时接到从社区医院打来的电话，称一位89岁的老太太有五位子女，但没有一位愿意为老人支付手术费。子女们各有各的理由，核心原因是觉得有一位子女是和老人同住的，其他子女没有沾到房子的光，母亲理应由该子女照料。同住的子女则觉得赡养是大伙的事，不愿垫付医药费。最后，老人将5名子女告上了法庭。儿子、女儿们人手一张纸，念着长长的辩护词，“尊敬的法官，因为小时候……所以……”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另一位胃出血的八旬老太太身上。老人的媳妇告诉张玉霞，因为觉得老太太偏心，其他子女将其社保卡藏了起来。没了社保卡，看病要自费，老人迟迟不肯就医。此事最后付诸于法律，一纸判决书下来，老人握着张玉霞的手，满怀感激，“我觉得，你和我孙女长得很像。”老人过生日了，张玉霞带着酸奶和蛋糕去探望老人。官司打完了，没多久老太太也过世了。

    “这样的案例很多，子女会以没有得到好处为由，不愿承担赡养义务，但会用言辞来修饰自己的想法。他们错误地认为，财产和赡养是画等号的，但事实是，抚养和赡养是画等号的。”张玉霞说。

    还有一次，静安区中心医院的一位老人的病友打来电话求助，称老人被遗弃。赶到医院后，张玉霞闻到了一股呛人的恶臭，看到老人全身发烂，孤苦无依。她马上联系了社区、查到老人户籍所在地，了解到老人有一位正在闹离婚的妻子。反复调解后，妻子暂时收留了丈夫。

    还有一次，居委干部前来求助，称一位女孩的父亲吸毒被抓，母亲与父亲长期分居，这次索性闹起了失踪，希望社区援助律师能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

    “有的时候遇到特殊个案，各个职能部门均不知道这个该谁来管，就会寻求我们的帮助。”张玉霞说。“在有些人不看好社区公益律师的时候，我却越做越起劲，律师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

    “有些事情，你不深入社区是无法了解真相的。”“涉及邻里关系的案子，一般会进行诉前调解。我们会告诉他们，你可以走诉讼，但成本高，代价大。”

    静安寺街道同心家园社区法律咨询点、张玉霞未成年人工作室、南京西路街道福民社区援助点……每周，她要花上好几天的时间在社区援助上。

    社区接待点很多紧挨居民区，有的甚至在同一幢楼里，为居民提供的是家门口的法律服务，有的居民甚至穿着睡衣就直接来咨询了，大部分的咨询无关法律，止于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情感纠纷。

    在咨询过程中，张玉霞不光会听居民怎么说，还会实地家访，了解真实的情况，不偏听偏信。在她接待的案例中，有一位老太太抱怨说自己被儿子媳妇虐待，不给东西吃，还偷了她“珍藏”的零食。上门走访时，张玉霞发现，老太太和儿子儿媳住在三室两厅的房子里，老人住在朝向最好、最大的一间房。家访的时候，她巧遇老人的儿子，一番沟通后才了解到，老人平时就疑神疑鬼的，患有轻微的疾病。“有些事情，你不深入社区是无法了解真相的，在咨询时，你也不会第一时间洞悉老人的异常。如果仅凭老人一面之词，就劝她用法律手段维权，效果会适得其反。”

    在扎根社区的时间长了。张玉霞也了解到法律不是万能的。有一位老太太和邻居就相邻关系纠纷打起了官司，赢了，但麻烦也随之而来，邻居会故意将电视机声音开得很大，对她骂骂咧咧，甚至还放话，以后有衣服不要掉下去，如果想要取回，就到法院去取。“涉及邻里关系的案子，一般会进行诉前调解，否则即便一方赢了，效果也不好。我们会告诉他们，毕竟是邻居，你可以走诉讼，但成本高，代价大。”

    “后来我发现，在帮助他们的过程中，我很快乐，大部分居民很感恩。而其他客户则会觉得律师收钱办案天经地义，案子结了，兴许连一声谢谢也没有。”

    在张玉霞的微信朋友圈里有这样一张图片，上面画了三个不同身高的人在看球赛。一开始只有高个子能看到，后来有人给了他们每人一个箱子，大家各自站在箱子上，中等个子的人也能看到球赛了，但矮个子仍然不行。最后，高个子将自己的箱子也给了矮个子，于是，三个人都能看到球赛了。“这张图告诉我们，正义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平等，而是一种相对公平。”

    在社区当志愿者的律师中，有个别人是抱着找案源的心态去的，动不动劝别人打官司。张玉霞认为，这样的律师会慢慢被淘汰，因为他们会发现当社区援助律师的“性价比”实在太低。社区的事十分繁琐，回报却只有微薄的志愿者补贴。而花同样的时间，一个律师可以轻松处理完数万元标的的案子。

    “曾有一位小朋友来实习时提出想要做公益律师，称会把业余时间花在上面。”张玉霞以过来人的身份说了句：“当公益律师，不是花业余时间也行的，它会让你彻底没有自己的时间。”

    “其实一开始，我也抱着比较高尚的心态，觉得我是律师，来帮助他们。后来我发现，在帮助社区居民的过程中，我很快乐。大部分居民很感恩，今天咨询，明天就会来反馈，兴奋地告诉你事情的进展，寻求进一步的帮助。”张玉霞说，这样的成就感是她在为客户服务的过程中没有的。“而其他客户则会觉得律师收钱办案天经地义，案子结了，兴许连一声谢谢也没有。”

    “我在社区接待中发现，有的居民不清楚自己的诉求，譬如有的妻子会把与丈夫婚后的种种和盘托出，只知要离婚，但对该如何处理一头雾水。”与能够耐心听当事人絮絮叨叨两个多小时的50后律师不同，80后的她喜欢单刀直入，一语中的。于是，有人觉得她犀利，不留余地，有人则欣赏她雷厉风行的作风。

    这些年来，因为严重缺乏睡眠，经常以快餐打发一日三餐。张玉霞先后四次胃出血，送医后被医生误认为是饮酒过度。有人劝她找招个实习生，这样不仅可以减负，而且可以大幅创收。她的回答是，实习生处理不了她日常的案子，如果假手他人，就失去了自己的初衷。

    “当公益律师是我的理想，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律师一职不仅仅是西装革履、赚钱、做生意，更有一种精神层面的意义。”

    从事社区公益律师这几年，居民对社区法律援助也从误解到慢慢认同。一开始，居民认为在社区坐镇的律师很“低端”。有时候，咨询完了，居民会问一句，“那么我要找真的律师该去哪里呢？”还有的居民咨询到一半，会再一次确认：“我打断一下，这个不收费的，对吧？”

    但近年来，张玉霞越来越觉得，居民的法律素养提高了，对社区法律援助的认同度也越来越高，有的直接拿出法律条文来咨询，甚至还有附近楼宇的白领也慕名前来。张玉霞告诉记者，法律是社区调解的基石，随着居民法律意识的增强，过去那种阿姨式的调解已经不可行了。即便调解成功，也容易造成一方利益受损等不公平的情况发生，后患无穷。

    有句古话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奔走社区三四年以来，张玉霞积累了丰富的基层经验，一个案子到手，她能马上判断出判决的大致结果，自信地告诉对方。但在早些年，她会觉得没有底气。于是，为了给聋哑人辩护，她自学了手语，为了给未成年人疏导心理问题，她学习了二级心理咨询……有年冬天，在曹家渡社区做完讲座、接待咨询时，一位阿婆跑上前握了握她的手，表示很喜欢她。“哇，你的手怎么那么冰凉。”整个咨询过程中，老人用自己手捂住张玉霞的手，瞬间让她感到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报。

    在面对当事人的时候，每当碰到不合理的事，她就会升起一阵无名火。到“老娘舅”节目做嘉宾后，很多人都会觉得她眼神凌厉。甚至还有一位当事人慕名找到她，“我就要找一位很凶的律师。”

    其实，生活中，张玉霞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女人。很多朋友给她贴标签是“泰迪、哆啦A梦、麦当劳、草莓”。她在家中收藏了上千件哆啦A梦，床上有一半的空间要让给玩偶机器猫，和青年报记者见面时，她还随手带了一袋淘宝来的机器猫道具。每次去法律援助中心，她总是不忘拍一张对面居民楼上摔落下来的、常年保持一个姿势的泰迪熊。而她平时最喜欢吃的食物就是草莓和麦当劳，收集麦当劳儿童套餐玩具。 

    “当公益律师是我的理想，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律师一职不仅仅是西装革履、赚钱、做生意，更有一种精神层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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