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59岁的赵雨农生平第一次以鉴定人的身份出庭。法庭上，江湖“老千”正在嚎啕喊冤。在法官的注视下，他平静地打开电脑，幻灯片切换到两个放大数倍的签名。微微闪动的鼠标犹如一把光影手术刀，切开笔画，点线游走。沙沙声下，一个沉稳的声音响起：“这就是被告人的笔迹。”

    打破鉴定界多年以来用笔描、看走向的常规，这个跟汉字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鉴定师即将收获科技专利。有年轻同行问他：“名利、仕途让不少人烦心不已，你几十年面对那枯燥的方块字，定力何来？”他答道：“只管做事，莫问前程。”青年报记者 卢燕

    “我没有顿悟式的大智慧，只是在汉字的世界里老老实实地好奇着。”“最着急的也许就是……明知道是书写者在刻意捣乱，受到传统鉴定技术的限制，我也奈何他们不得。”

    横竖弯钩、点撇捺提，汉字的意境给了人们大胆的联想。方块之间，几分感觉，几分揣测，举起一副放大镜，鉴定师用铅笔描，一遍一遍重复笔画，用心感觉每一笔的走向，每一画的细微特点，然后找出两个样本之间的形似之处与毫厘之差。笔迹鉴定界几乎摆脱不了“走心而估”的主观判断。

    笔迹鉴定师有多权威，资历是唯一的排行榜，白发苍苍胜过一头青丝的观念在业内尤为盛行。30岁以前，赵雨农插过队、当过航空兵、卖过公交票、做过技修工，那曾是时代光环笼罩下的职业。直到进入司法系统从事笔迹鉴定，赵雨农有过惶恐。

    “上世纪80年代的郊区检察院，规模还不及现在的一个村办工厂。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挣多挣少无所谓，头顶国徽、为国办案是人生追求。”赵雨农形容自己：“我没有顿悟式的大智慧，只是在汉字的世界里老老实实地好奇着。”

    好奇背后，有一股内心的尖锐。他的尖锐不是与人而战，他与他心目中的无知作战。

    赵雨农入职奉贤区检察院技术科后的第9年，全国司法系统开始组建文检人员。半路出家，一切从零开始，拿着一张文检人员的培训资格证，赵雨农一年接的活不超过3个：“那时候，我资历低，加上需要做鉴定的案件并不多，难得碰到一个。”

    回忆起那段每天怀着期盼去上班的时光，赵雨农伸出双手摆了一个在空中切划的姿势：“那种兴奋可能和新入行的外科医生差不多，把每一个鉴定样本当作一台手术，必须亲自动手。”

    等不来鉴定样本，赵雨农开始四处揽活：“我跟纪委、公安的同行说，我不收一分钱，只要你们愿意让我试试。”结束了白天事务性的工作，这个已过中年的男子在台灯下津津有味地描描画画，一坐就是一整晚。

    大脑发号施令，手臂与手指相互作用，再加上审美的眼光，在赵雨农眼里，每一个字都会留下书写者习惯性的特征。经过最初的10年，赵雨农已经可以透过字迹辨别出书写者捏笔的姿势。

    涉案样本中，不乏有刻意改变写字习惯的字迹。可即便认了出来，赵雨农还是干着急：“从笔画顺序上看，单单一个王字就有4种写法。如果是用5根手指头抓着笔杆写出来的字，很有可能是书写者在刻意改变写字的姿势，使出了‘障眼法’。”

    刻意乱写字迹，导致比对条件不够，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的鉴定师只能给出无法鉴定的意见。赵雨农说：“在我的人生中，最着急的也许就是那段样本不断被退回去的经历。明知道是书写者在刻意捣乱，受到传统鉴定技术的限制，我也奈何他们不得。”

    20多年过去后，赵雨农明白，当年之所以会对那些判断为无效的样本念念不忘，是因为他对传统的鉴定技术有了疑惑。

    “在实验室里原地打转了10年，回过头来看，好像搞突破这件事情也不是那么的艰难……心若慌乱是做不成功的，成了也绝不深厚。”

    2004年，赵雨农开始寻觅笔迹鉴定的“万有规律”。在他的世界里，理性是无可匹敌的神，经验与感觉都在其之下。在求真的憨态面前，所有的感情都要让步：“可能我把偏见也当作是一种感情。偏见源于无知。”

    熬人的不是实验，是在经年累日之间，消耗着内心的定力。一年过去，赵雨农颗粒无收，陷入了自我怀疑的痛苦：“那么多人都在用的技术，除了你，没有人表示过怀疑，凭什么就是你来突破它？”莫名的头痛时常来袭，赵雨农甚至怀疑自己并非在做研究，而是一个人在“狂想”。

    时间长了，赵雨农发现，老老实实做实验的这个笨功夫，是必须下的，急不得。急的结果都是油条式的—炸金光铮亮出来了，内瓤都是空心的。探索规律尤其如此。

    赵雨农已经记不清自己是在哪一天，对着样本一遍遍临摹，拿着直尺、剪刀在拼剪加工之间，仿佛看到了一个新的出口。他用点位锁定每一个笔画，用直线相互贯通连接，经过不同角度的多根线条组合，整体文字上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交合的线条与几何图形板块，通过两组图形数据状态的异同，竟然可以判断两份笔迹之间在文字结构上的书写习惯是否出自同一人……他知道，自己匍匐多年，即将走出困顿多年的笔画规则。

    “在实验室里原地打转了10年，回过头来看，好像搞突破这件事情也不是那么的艰难，只是当时觉得辛苦万分，绝望的时候很孤独。”赵雨农抬眼看向青年报记者，由于常期眯眼做实验，刀刻一般的皱纹爬在眼角：“人生注定会有几个阶段是四面受力，内心要宽裕才成，心若慌乱是做不成功的，成了也绝不深厚。”

    就像寻宝人在黑暗中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宝藏，光亮照进山洞的那一刻，赵雨农小心翼翼地反复验证。

    “如果说传统的鉴定技术能让犯罪嫌疑人钻空子，现在，我会用‘万有规律’告诉他们，聪明反被聪明误，耍心机最终还是会输给笨功夫。”

    “鉴定前，我不听任何案情，为的只是排除一切先入为主的干扰。”赵雨农摆了摆手：“办案人员送样本过来，我叫他们别给我讲案情，人对善恶难免会有想象空间。我在尽一切可能避免开启那个主观判断的思考模式。”

    几年前，一个关于借条的纠纷闹到了奉贤区检察院。当事人不服法院的判决，带着律师委屈无比地找到了检察官，反复哭诉表示从没见过借条，矢口否认欠人钱财。检察官发现借条上的借款人签名书写很特殊，根本无法解读是什么字。“借款人”3个字也写得很潦草，与当事人的样本字迹差异很大。

    检察官找到了赵雨农，他接过样本照旧摆了摆手：“别跟我说你怎么想的。看结果。”

    关上门，赵雨农埋头在样本上划起了点线。检对笔迹与样本笔迹一对比，经计算机检测比对后，“奇迹”出现了：电脑根据字迹结构，在两个签名笔迹上形成的点线几何图形几乎一模一样，两个锐角三角形互相嵌套，里面有繁复的线条和交点，显现了笔迹的真相，这两个签名显然出自同一人之手。

    结果出来，检察官也看得瞠目结舌。赵雨农淡定地交待了几句：“你叫当事人自己过来拿结果，看他会有什么反应。”戏剧性的情节果然再次上演，当事人声称有事仓皇逃离，最后只能委托律师签字同意对案件息诉。

    自此以后，办案人员和赵雨农之间形成了默契，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透露案情。两个月前，一个合同诈骗的案子让检察官犯了难。一个80后的浙江小伙在沪郊打工，在此期间，小伙涉嫌实施了一起诈骗案。2010年10月，小伙在老家的一间汽车租赁公司租了一辆轿车，将车开回上海之后，他找到朋友，谎称自己因承包土地需要资金周转，并表示愿意用自己的汽车当做担保。口说无凭，朋友要求小伙提供该车的产权证明以及车主身份证，小伙一一照办，并且还提供了一张由“车主”签名的协议书。见到这些证明文件，朋友放心地借给小伙人民币11.2万余元。而这个小伙拿到钱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等朋友发现这辆车并不属于此人，自己被骗之时，早已找不到人了。

    到案后，此人始终不承认这张协议书是他伪造的，对整个诈骗的事实也是全盘否定，无论承办人怎么问都一口咬定此事与他无关。承办人犯了愁，这起诈骗案的关键证据就是那张伪造的协议书，此人既然不承认上面的签名是他伪造的，那么怎么样才能证明那个“车主”的签名就是出自他的手呢？ 

    承办人立刻找到赵雨农，并将协议书和有犯罪嫌疑人签名的纸一起交给了他。赵雨农立刻将两个签名扫描进电脑，为了让这份证据更加具有说服力，也为了让犯罪嫌疑人在法庭上当庭认罪，承办人请求赵雨农师能够出庭作证，当面与犯罪嫌疑人对质。

    说起这次经历，赵雨农的脸上依旧波澜不惊：“这是我第一次从幕后走上法庭，我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如果说传统的鉴定技术能让犯罪嫌疑人钻空子，他们只要耍赖不承认，要求我拿出切实依据，我的确有可能被问倒。但是现在，我会用‘万有规律’告诉他们，聪明反被聪明误，耍心机最终还是会输给笨功夫。”

    “这个社会不缺聪明人，缺的是肯花笨功夫的人。”“年轻人太聪明，他们的职业规划里容不得半点闪失，一旦不如意，就会抱怨。说的人多了，做事情的人自然就会越来越少。”

    赵雨农说自己不追求什么微言大义，也不会动不动就摆出刀光剑影的架势、追求力挫犯罪嫌疑人在司法界一案成名。他只是想寻找一切可能找到的蛛丝马迹，剥皮见骨，想了解在汉字这副血肉之躯背后究竟隐藏了一副怎样的骨架。他不带前提地寻找证据，往往颠覆常人自以为是的常识和经验。在生活中也是如此。

    20岁的年纪，赵雨农报考消防兵因为身高就差1厘米没能过关，他不甘心，第二天找到体检医生：“我还年轻，我的身体还能再长长。”可惜，这份诚心还是没能打动他人。

    23岁，他在某空军地勤部队当机务兵，发现飞行员在进行“盲目飞行”训练时都只能用手去人工控制飞机座舱“盲目罩”的开启，非常不方便。他开动他那灵活的脑筋，创新设计了一个“盲目罩”自动开启控制机构，在部队的业务训练中派上了用场。

    30岁的时候，单位可以分房，成家立业的他和妻子没有向单位伸手，甘愿和家中的老人住在一起。年迈的双亲耳朵失聪，厨房里的水壶常常干烧到直冒青烟。他默默记在心里，研究发明了一个放在水壶上的水沸自鸣器，水一沸，水壶就会自动提醒家中老人。

    这个身材并不高大的中年人在生活中体味着发现的魅力。看到单位里的同志出差办案住宾馆时晾晒衣袜不方便，他就动脑筋发明了一个袖珍折叠便携式衣架。

    1996年，他在一次大雨中去案发现场照相，雨水淋湿了相机，打伞又不方便，干扰了现场工作，由此他就想，要是有一种能够遮挡雨水的设备就好了。他翻阅手册，查阅课本，发明了一种照相机雨遮，使用起来很方便。

    一件件不起眼的小发明伴随着赵雨农的老去。看到许多老年人和病人在床上使用尿壶不雅观也不方便，他就研究发明了一种实用功能极高的卧床解尿器，并获得了“上海市第十八届优秀发明选拔赛”四等奖。

    2005年，他在文检鉴定工作中发现社会上假冒企事业单位滥刻公章犯罪的现象很猖獗，他就进行社会调研，开动脑筋，发明了一种《印章真伪鉴别卡》。

    “这个社会不缺聪明的人，缺的是肯花笨功夫的人。”这几年，检察系统的青年公务员流动性越来越强，赵雨农听到的抱怨也越来越多：“年轻人太聪明，他们的职业规划里容不得半点闪失，常常追求顿悟式的大智慧。一旦不如意，就会抱怨。说的人多了，做事情的人自然就会越来越少。”

    赵雨农与汉字打过的交道远远多过人。4年前，赵雨农有过人生中的第二次惶恐。在一次全国性的文检论文讨论会上，赵雨农站上讲台，对着台下白发苍苍的文检泰斗鞠了一躬，讲述起自己的这套《点线多位相交几何测量法》：“讲完以后，我看见老专家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赵雨农听到老专家开口：“我来说几句。”他的心重重地往下一沉：“完了，前面几篇论文都是轻松过关，看来这次危险。”老专家顿了一下，继续发言：“我们做了那么多年的笔迹鉴定，一直没有发现隐藏在笔迹中的结构规律……”听完老专家的点评，那一刻，赵雨农的内心第一次迎来了收获的喜悦，他很想走上前紧紧握住老专家的手表达自己的感谢，以至于如今回忆起那天的场景，赵雨农自己也解释不清，为自己的木讷后悔：“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还是生生地站在那里，没有迈开腿……”

    “我不需要靠发明挣钱，我这把年纪也用不着出名……别再劝我用自己的名字去命名它，有生之年能推广普及，我的心愿就算完成。”

    在奉贤检察院技术科的办公室里，赵雨农的办公桌下压着两张黑白照片。不论是头戴红星、身穿军装的年纪，还是退役复员后的意气风发，年轻时的赵雨农都称得上眼眸清澈、笑容温暖，端正的五官透着老牌演员三浦永和的范儿：“就是靠这两张照片娶到了老婆，她把照片带去单位，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喜欢看《血疑》这类的电视剧，女同事们都说我长得像明星。”

    打开办公室的电脑，桌面上是一张婴儿吐舌扮萌的照片。两年前，赵雨农当上了爷爷：“儿子和我很不一样，我这辈子只是专心做好笔迹鉴定这一件事情，但他的想法和我完全不同。他学设计出身，创意对他来说才是人生的追求。我告诉他，好东西也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

    生活不是电视剧，笔迹鉴定也来不得一星半点的再加工。赵雨农说：“那些案中的人物再怎么变化，情节如何更迭，一个人的写字习惯到了18岁就会定型。哪怕跨越几十年，前后的笔迹很难再有变数。模仿与改变的只是那些直观的横竖撇捺，笔迹的长短大小也可以精心包装，但文字中的整体结构形态变不了。这也是人性，不分国界。”

    很快，这套规律从国内的样本鉴定延伸到了涉外案件，即便是英文签名，赵雨农也一样胸有成竹。

    出了一套在国内外笔迹鉴定领域尚无先例的“万有规律”，赵雨农一度见人就说“不！”“领导、同事知道以后，很想让我把原来的技术名字换掉，他们嫌绕口又难记。但我跟他们说，别再劝我用自己的名字去命名它，有生之年能推广普及，我的心愿就算完成。”

    曾经，在军旅生涯中，赵雨农每个月有5元钱的津贴，每个月除了花5角钱买点牙膏和洗漱用品，剩下的钱他分文不动。“我不需要靠发明挣钱，我这把年纪也用不着出名。用我的姓氏命名，我怕冠上了人名让人觉得这是我本人的东西，更加不容易推广，叫点线测量法更切合实际不是吗？”

    前段时间，赵雨农得知点线测量法有可能会获批成为行业技术标准，他高兴坏了：“这样好！这样好！我本来还在想，要是我退休了，那么多年轻人等着学，我徒弟带不过来怎么办？这下，我的后顾之忧也没了。”说这番话的时候，他不断用手拉着耳朵旁边的一块肌肉，一直低哑的喉咙也努力在提高音量，那一刻，青年报记者眼前这位兴奋开怀的老人或许忘记了，自己的一只耳朵已经常年失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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