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发生灾难和事故，总有一群人适时出现在幸存者或罹难者家属的身边，他们有一个临时的身份叫做“心理义工”。他们的交谈往往只在没有旁人的地方进行，低调的姿态很少引起公众注意。但正是有了一次又一次隐秘的陪伴，那么多悲伤而无助的人们得以在无常面前直视内心，寻找被痛苦暂时遮蔽的正能量。

    3月8日，马航失联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1点半，吴霞拿起手机，在微信上发出了第一条心理建议：“致今天当班的乘务小朋友们：上机前深呼吸，稳定情绪、隔离信息、认真过一下航前准备。有不适找吴老师，我做你们的后盾。” 本版撰文 青年报记者 卢燕

    女孩的家人在飞机上：“大姐，跟您说了会话，虽然不知道您是谁，我心里好受多了。我还有一个母亲……”“我是这里的义工。谢谢你相信我，只要你母亲愿意，我跟你一起去看看她。”

    3月8日下午，几乎所有人都在微信上刷屏，每一条揣测信息的帖子充斥着恐慌与焦虑。吴霞没有转发其中的任何一条，她想到的是朋友圈里可能会有民航工作人员，需要在第一时间对他们进行“心理支援”。

    年近六旬的吴霞是林紫义工中心的秘书长。在做心理咨询师之前，她曾是上海一所职业学院的老师，做了20多年的“孩子王”，她说自己“半路出家”改行从事心理咨询师是因为“品德教育太‘高大上’，如果以心为抓手，更能把教育这件事情落实到个体”。

    3月8日那天晚上，林紫义工中心开通了援助热线。吴霞是这条热线电话的第一个值班人员，她在电话旁守候了整整一个晚上：“打来电话的大多是过来核实信息的好心人，通过微信注意到了开通援助热线的消息，半信半疑特意打电话过来核实信息的真假。得知我们是专业公益人士，他们很快表示会转发帖子方便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

    第二天一早，吴霞布置了北京的义工赶去现场：“已经有家属打电话来求救，希望我们尽快出现。” 

    质疑、愤怒、焦虑……在丽都饭店，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家属发现追问得不到任何反馈，他们开始愤怒：为什么偏偏是这班飞机？上天怎么可以这么不公平？搜救的动作怎么那么慢？为什么没有人知道我的家人在哪里？……

    未知的强烈焦虑里面苦苦等待，家属中间有的出现了重复回忆，不吃不喝，注意力再也无法放在亲人以外的其他事情上。接着，家属陷入了失望，不断地期待奇迹出现，却一次一次地失望。

    吴霞和她的义工们并没有贸然走近这些家属，起初，她只是安静而又密切地关注着现场家属的情绪波动。

    失联的第三天，马航方面告诉家属“做好心理准备”，压抑许久的现场一片失控的哭声。人群中，一个女孩子戴起了帽子，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因为激动，他的牙齿剧烈地上下打架。三名来自福建的义工立刻上去，跪在了她的面前，不远处传来了闪光灯的声音。

    “那个，能不能请你们不要跪着，帮他挡一下好吗？”在吴霞的示意下，其中一个义工站了起来。吴霞看到闪光灯还在闪烁，她起身抱住了角落里的女孩，用后背完全挡住了相机，怀里传来“哇”的一下，女孩终于哭出了声。 

    十几分钟后，女孩渐渐开始平静，抬眼望向吴霞，她的家人在飞机上：“大姐，跟您说了会话，虽然不知道您是谁，我心里好受多了。我还有一个母亲，她在饭店的房间里等我回去告诉她消息。这么多天，她没哭过一次，我也不敢在她面前哭，我怕她憋坏了。”

    吴霞给女孩看了看戴在自己手上的绿丝带：“我是这里的义工，现场只要戴着丝带的都是我们的同伴。谢谢你相信我，只要你母亲愿意，我跟你一起去看看她。”

    到了女孩的房间，母女二人的相互担心被吴霞悉数看在眼里：“面对共同的家庭事件，她们害怕谈到伤心处自己先失控，这几天，一直在强压情绪。她们需要的不是压抑，得让她们把难过释放出来。”

    “我们也是普通人，当我们感受到失联乘客的亲人分分钟都是捧着已被撕裂的心煎熬着，这一刻，我们能做的就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用专业的素养与技能给他们支撑。”

    在现场，让吴霞和她的团队最感恩的莫过于家属哭完之后的一声“谢谢”。失联的第8天，吴霞在微信上写到：“尽我们的力量，让世界少一份遗憾。”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面对迟迟未出的结果，丽都饭店里，有人已经崩溃，有人不肯面对，有人勉强地维持着自己构建的心理平衡。焦虑，摇晃，沉默，不愿开灯的房间，不想多说的独处……

    吴霞注意到，危机干预组里，有些成员的情绪也渐渐受到了家属的影响。结束了一天的心理疏导，即便再晚，吴霞的同事，团队的督导薛伟也会集合组里的所有成员开小组分享会，这已经成为吴霞和义工们常规工作的一部分。觉察到无助感的义工会对着薛伟流泪：“除了陪伴，我们给不了他们答案，好像什么也做不了，改变不了什么。看到他们难过，会激起心里对亲人的不舍。”

    这时候，薛伟会告诉他们：“你们不是一个人，大家都在一起。”薛伟向义工们传递出了一个同理心的理念：“商业社会再怎么发达，人与人之间的内在连接是最基本的需要。” 

    “我的儿子会不会回来？”“他是不是还活着？”这样的问题，吴霞和她的同伴每天会无数次地被问到：“能做的只有陪伴。我们不能告诉他是或者否，但可以通过对话，让他们察觉自己的情绪变化。”

    失联的第9天，家属们似乎捕捉到了事故的另一种可能。好不容易接受的事实，又要被推翻，有的家属坚信“必须只有这一种可能性”；有的家属跌入了巨大的恐惧漩涡：“我还能相信什么？如果我相信了后者，再次失望我该怎么办？”

    一位家属向吴霞说：“这样的恐惧比之前还要让人无助。”甚至怀疑自己精神失常。这种情况下，吴霞常常会用问问题的方式，引导家属察觉害怕和无助都是因为很想念对方：“对于你所经历的痛苦和危险，我感到很难过。这不是你的错。你的反应是遇到不寻常的事件时的正常反应。你有这样的感觉是很正常的，每个有类似经历的人都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应。听到这些一定很令人难过，你现在的反应是正常的，你不是发疯了。事情可能不会总是这样的，它会好起来的，而你也会好起来的……”

    这些天，义工们对家属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不是一个人。”这句话也用到了团队成员之间。吴霞告诉义工：“我们也是普通人，也有父母、兄弟、爱人和孩子，所以，当我们感受到失联乘客的亲人分分钟都是捧着已被撕裂的心煎熬着，这一刻，我们能做的就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用心陪伴在他们身边，用专业的素养与技能给他们支撑，帮助他们找到缓解情绪的出口。”

    “就在那个瞬间，那个小男孩眼睛里的善良让我看到其实我也是一个受助者。”“要相信受助者，他们的正能量只是暂时沉睡，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找到它。”

    吴霞形容自己稳定的内心并非天生。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3年的雅安地震和韩亚空难，吴霞参与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干预，越来越多的人对心理疏导不再陌生。吴霞很喜欢一句心理格言：“专业与爱，让生命如花绽放。”

    汶川地震后，吴霞赶赴危机干预的现场，两个孩子的故事让她回味至今。在救援现场，一个5岁的小男孩始终黏在吴霞身后，吴霞走到哪里，他就会探头探脑地跟到哪里。由于救援情况忙碌而又复杂，加上还有余震，吴霞的胃口很差，有一天，小男孩从领到的物资里拿出一个面包，捧到了吴霞面前：“阿姨，你一直都没吃东西，这个面包你一定要吃下去。”

    那一刻，吴霞冷静的内心突然被一股温暖的力量击中：“就在那个瞬间，那个小男孩眼睛里的善良让我看到其实我也是一个受助者。”后来，吴霞得知那个男孩的母亲在地震中高位截瘫。吴霞放心不下小男孩，跟着他去探望了孩子的母亲。交谈过程中，小男孩一直表现得乖巧可爱。

    看完母亲后，吴霞让小男孩画了一幅画，意料之中的是，小男孩画了他最喜欢的“kitty猫”，只是，这只kitty猫没有手也没有脚，一个脑袋下面就涂了两团模糊阴影：“当时，我心头一震。孩子可能没法用言语说出心里的感受，但他笔下的画说明了他内心的创伤。”

    吴霞定了定神，继续启发性地问孩子:“这只猫没有手和脚，它怎么走路呀？”孩子的回答让吴霞差点泪崩：“我可以给它装假的手和假的脚啊，装上了，它不就能继续走路了吗？”

    地震救援现场，吴霞遇到的第二个孩子也给了她很大鼓励。同样是“绘画治疗”，吴霞接触过一个女孩子，她笔下的作品色彩鲜艳而又明亮，一大群鱼儿来回穿梭，背景是一团又一团的红色。起初，吴霞以为那是一群在海里嬉戏的鱼，但心理咨询师的直觉告诉她这里面隐藏了一些信息。吴霞于是一点一点地问孩子:“那海水为什么会是红色的呀？”小女孩看着吴霞的眼睛：“阿姨，那是岩浆。鱼儿都想逃出去，但是前面的岩石太大了，它们就快死了。”

    那么多年过去了，吴霞讲到这个孩子的时候眼睛里依然充满了动情的光芒：“孩子和成人一样，为他们做疏导同样急不得。”吴霞记得，在小女孩画完画的第二天，她又找到了那个孩子：“岩石太大不要紧，和阿姨一起想想看，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让鱼儿游过去呢？”吴霞以为孩子会说：“岩石有缝隙，鱼儿可以从缝里钻出去。”但是那个小女孩顿了一下，拿起画笔在纸上添了一串彩色气球:“阿姨，鱼儿们衔住气球，升到半空，就能穿过岩石了。”

    听到这样的回答，吴霞知道小女孩还是在凭借外力寻求帮助。“急不得。要相信受助者，他们的正能量只是暂时沉睡，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找到它。”

    “不是所有犯浑的人都是恶的。如果我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被他激怒了，那只会引发他更大的恶意。但我还是愿意告诉他我们正在帮助一群非常悲伤和无助的人，他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找到内心的光亮。”

    在开通马航失联事件心里援助热线的那几天里，吴霞曾在深夜接到过骚扰电话：“对方并不是单纯地过来核实信息，内容很猥琐。”知道对方来意不善，吴霞对着电话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先生，我们这里是为马航失联事故家属开通的，他们现在很有可能都着急地打着这通电话……”

    话还没说完，对方传来一阵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本想骚扰一下你们，没想到你们这么冷静，而且还是在做善事，是我错了，我马上挂掉，不占用你们电话了。”

    讲起这段经历，吴霞说自己看到的是人性中善的地方：“就连一个普通的陌生人也会有同理心，不是所有犯浑的人都是恶的。你看，如果我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被他激怒了，那只会引发他更大的恶意。但我还是愿意告诉他我们是在做公益，我们正在帮助一群非常悲伤和无助的人，他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找到内心的光亮。”

    年过半百的吴霞说自己和家人的关系也是互相帮助：“把自己放在救赎者的位置，这是心理咨询师的大忌。”

    吴霞的女儿今年25岁，吴霞对女儿的期望是：“在人生中要少些抱怨，甘做路边那个愿意为同伴鼓掌的人。”

    吴霞记得在女儿小时候，有一次女儿班级开家长会，女儿的爸爸抢着要去参加：“当时正好是期末考试结束，女儿和班级里的同学们都很关心成绩排名。”家长会结束后，吴霞的丈夫跟着其他家长去看贴在橱窗里的名次。

    回来后，女儿着急地问爸爸：“多少分？第几名呀？”吴霞的丈夫不以为然地回答说：“哦，看见你的名字后面还有好多同学，我就没再看你具体多少名。”

    女儿当时的反应被吴霞记在了心里：“虽然她嘴巴上一直埋怨爸爸马虎，我看得出来，她其实心里很开心。我们对她的信任和关心没有停留在成绩上，宽松的家庭环境反而给了女儿时间去做她喜欢做的事情。”

    在家庭关系的心理咨询中，吴霞遇到过不少“恨铁不成钢”的父母：“家长把自己未完成的情结都寄托在孩子身上，考名校，进名企。明明孩子的成绩只能上普通学校，但是大家都在一边抱怨制度的弊端，一边在拼命挤占着教育资源。恶性循环下，孩子被剥夺的童年很难弥补。”

    在心理咨询生涯中，许多案例让吴霞懂得：“为什么现在有不少人在成年后还会有叛逆的行为。也许，这已经不是个别现象，社会的焦虑与抱怨都与人的心态有关。”

    吴霞说自己和丈夫之间有一种默契：“如果我们尽了全力还是无法改变现状，那么我们宁可把抱怨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调整自己的期望值。人生只有短短几十年，如果一直强求那些得不到的东西，还不如好好珍惜当下，知足常乐。”

    “我们很少会对受助者说‘你要坚强’。我们更不会对他们说‘完全能体会你的心情’之类的话。在生活中，很多人会要求别人坚强，那只是自己强加在对方身上的愿望，并不一定是对方自己的心愿。”

    每次招募义工，吴霞都会接到很多一腔热血、自告奋勇要求报名的电话：“他们是很普通的好心人，关注到事件后，本着一颗同理心，流露出浓浓的怜悯，很希望为那些事故亲历者的家属或幸存者做些什么。”

    婉转拒绝了他们之后，吴霞会利用起微信的平台，与这些善良的好心人分享一些基础的交谈技巧：“当灾难刚刚发生时，在努力理解灾难幸存者的基础上，信任成为了建立心理连接的第一步。”

    的确，在吴霞工作的义工中心，青年报记者见到这位义工们公认的“知心大姐”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眼神中传递出的善意与稳定。“心理咨询师往往给人不设防的感觉，我想要走近他们建立信任，首先自己必须放下戒备。如果你自己的表情和身体都处于紧绷状态，受访者自然也会紧张。”

    众多咨询者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为苦于无法帮助家人而烦恼。吴霞会关照他们，真正的关怀不是勉强和逼迫：“我们很少会对受助者说‘你要坚强’；我们更不会对他们说完全能体会对方之类的话。因为我们不是他，也没有办法完全体会他的感受。在生活中，很多人会要求别人坚强，那只是自己强加在对方身上的愿望，并不一定是对方自己的心愿。”

    实际案例中，吴霞更愿意设计一些问题去问受助者：“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流泪的次数比以前少了？现在的你，和刚开始相比有没有一些变化？”

    有时候，咨询者在咨询过程中并不能立刻明白心理咨询师的专业精神，吴霞会解释给他们听：“心理咨询师不是点子公司，也不是专门为人解决问题的全才。我们不能代替受助者做任何决定。援助的过程其实是在疏导救助者的情绪，把情绪反馈给受助者，由他们找到心理能量，帮助自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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