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正值暑假期间，各类商业性夏令营办得风风火火，负面新闻亦是接连曝出。这不由得让人怀念起10多年前在上海轰动一时的“吃苦夏令营”。如今，事过境迁。然而，往事并不如烟。今天，我们联系到当年“吃苦夏令营”的创始人、带队老师、参加学生，一同追忆“那些年，我们一起吃过苦的夏令营”。时隔14年，活动主办方更是向本报表示，愿意重振“吃苦夏令营”这一孩子和家长心中的永恒经典。

青年报记者 吴炜  实习生 钱嘉妮

      创办初衷：在苦中体会幸福生活

    吃苦夏令营始于1997年，结束于1999年。主办方，上海团市委少年部。

    “当时，我们每届招收80余名来自全社会的初中及小学高年级学生。”当年的主办方负责人、现任上海市少先队总辅导员赵国强打开了记忆之门。

    赵国强对记者说：“当年之所以会想到办这样一个夏令营，主要考虑到孩子们生活条件非常优越，尤其是城市里的孩子，他们甚至认为这种幸福是与生俱来理所应当的，因而不懂得珍惜。作为家长，和孩子说一百遍不如让他们亲自体验一遍，所以我们开办了吃苦夏令营，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吃苦过后，体会到生活的幸福。”

    赵国强清晰地记得，当年连续三届“吃苦夏令营”，1997年是在金山农场展开的，1998年则契合国际海洋年的主题选址于长兴岛，1999年则是在嘉定以学军形式展开。

    夏令营的管理半军事化，期间人为制造了不少困难，为孩子们真实模拟吃苦情景。“这些孩子的父母中有不少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而当时距离上山下乡已将近30年，这些孩子都不能体会父母口中的苦。虽然，这样大规模的知青下乡不会重来，但是我们却可以模拟这些苦，让孩子亲身体验。”

      报名盛况：天没亮已有家长排队

    1997年在农场，每天早上孩子们都要步行很远才能到达指定的地点劳作，有的孩子走得脚底都磨出了泡。在这之前，“锄禾日当午”只是语文课上的一句古诗，而夏令营却让孩子们真正体验了这句话——在烈日下种田、拾穗，也就更领悟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意义。

    1998年在长兴岛，孩子们学着挑担、围垦、造田、拓荒，除此以外，夏令营还教给孩子野外生存的技能，创造条件让孩子们野营，上一堂真实生动的生存体验课。1999年学军，孩子们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列队出操，拉练、长跑，强体力的锻炼让孩子们感受到做军人的不易。

    在吃苦夏令营里，说是吃苦，孩子们也“享受”到了在城市里“享受”不到的“福”。赵国强回忆起当时一个营员第一次做饭：“这个孩子平时在家从来连锅子也碰不到，锅铲还没拿到手里就被家长夺走了，家长认为做饭不是孩子的事情。但到了营里，孩子们从起床后的第一顿早饭起就都要自己做。”

    尽管如此，在孩子们的日记和家书中还是写到虽然蚊子多又辛苦，但是感觉自己能够经受得起考验。还有孩子在家书中这样写：“爸爸妈妈，我回来以后一定和以前不一样了，我长大了很多。”

    孩子们的反应热烈，家长也是如此。赵国强回忆当时每年报名时的盛况：每次天还没亮就已经有人排队了。报名通常是父母带着孩子，但还有父母“押”着孩子的情形。有的家长是想带着子女体验自己当年的知青生活，也有的是想让老师管教一下孩子。“家长还是觉得，孩子是应该吃点苦的。”

     重新“出发”：可考虑注入时代价值

    1999年最后一届“吃苦夏令营”至今，14年过去了，赵国强又动起了重办“吃苦夏令营”的念头。“当时没再续办，一方面是社会上对我们冠以‘花钱买苦吃’和‘故意折磨孩子’的不当质疑，而另一方面是家长对于‘吃苦夏令营’能够一次包治百病的过分厚望。”说起这个活动的停办，赵国强还是非常惋惜。

    “十多年过去了，吃苦的精神却不会过时。”赵国强觉得重办吃苦夏令营要平衡好“变”与“不变”。时代在变，而从小培养孩子吃苦耐劳的理念不能变；现在的孩子都生活在网络时代，或许在纯体力“吃苦”中再加上一些脑力上的“吃苦”才能够更好契合时代的变化。

    “如果要重办，我们必须在先前的模式上考虑到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注入现代元素。”而重办吃苦夏令营也有不少难处，一方面是资金问题，相比当年100多元的四五天夏令营，现在物价提升，既要办到公益性又能保证孩子的食宿实属不易。

    另一方面则是对于管理上的担心，为了防止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影响到孩子，出于安全考虑就只能把活动组织化；再有就是现在自然环境的多变，高温、暴雨、台风等都是不得不面临的不可控问题。

    对于目前市面上不少把军事化作为“吃苦”主题的夏令营，赵国强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个夏令营能不能让孩子“吃苦”主要不看形式，还是要看内容。

    如果一个军事化“吃苦夏令营”，实际内容是颇受孩子欢迎的彩弹射击、国防讲座、军事表演等等就完全起不到“吃苦”的目的；而半军事化作息、野营拉练、队列长跑等才能把“苦”体现出来。

    对于夏令营，赵国强认为市少工委操办的是示范和导向，他更希望各区县的各所学校也能够创造这样的条件，给孩子们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夏令营。

     [亲历]

    那些年，我们 一起吃过苦的夏令营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也许不会相信：我们这些毛孩子竟然登上了荒岛，自己开凿烧饭了。如果在家里你们一定会夺走我们手里的厨具，可在这里我们真正独立了一回，真是棒极了！你们以前一直跟我讲过去生活如何艰苦，因为没有亲身体验而体会不深，夏令营的所见所闻，使我真切理解了你们的艰苦，那么困难的日子你们都挺过来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在这点挫折面前低头呢？”

    这是1998年在长兴岛参加吃苦夏令营的一个名叫王辉的小营员写下的一封家信中的片断。记者找到了当年这个来自虹口区实验中学初二的小营员，现在他已经是一个29岁的小伙子，是闸北区邮政局办公室的一名文员。

    “当时我的父母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夏令营的招生信息，一商量，家里人都认为我比较娇生惯养，应该要去磨练一下自己，吃点苦。”初二升初三的暑假，王辉踏上了前往长兴岛的吃苦夏令营。

    虽然已经时隔多年，但是王辉依然记得当时住的平房下雨天还会漏水，吃的东西当然也是奔着“吃苦”而去，菜色自不用说，还会有意识地让孩子们尝尝窝头的滋味。

    劳动是“吃苦夏令营”的主要活动，王辉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夏令营的第二天，先是长距离徒步行军，再坐船去长兴岛附近一个无名岛礁上“野外生存”。从没有烧饭做菜经历的孩子们挖土埋锅、生火做饭，困难自是不言而喻。而另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是参观一个贝壳海螺收藏馆。“这个收藏者以前是海员，出海的时候钓到了一只大海螺，当时船员不懂把它吃了，后来才知道这个海螺算得上是无价之宝。从此他就立志要收藏海螺和贝壳。”海螺收藏家的故事在小小的王辉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80后，“身在福中不知福”是老一辈人给这一代人的评价。王辉对此也非常认同：“在参加这个活动之前，我完全没有概念，但后来却有了深刻的理解。”参加过吃苦夏令营后，王辉更懂得珍惜生活中的幸福，同时也学会了为他人着想。“我父亲是返沪知青，当年在江西待了十年。以前听他讲他的事情都像是听故事一样，但经过了‘吃苦夏令营’里面的模拟上山下乡，我切身感受到了这种艰难。”这种感触，让他学会了平时多想想能为父母做些什么。

    “当年让孩子们埋锅做饭，连我们大人都觉得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孩子们做到了！”1998年“吃苦夏令营”随团记者、现任《青年报》教育人才部主任郭颖告诉记者：“当时，我还是《青年报》一个新记者，便接到了如此有意义的采访任务。”眼看着孩子们亲手烤熟了玉米，郭颖不禁感叹，孩子们很有潜力，只要给他们机会，他们便能创造无限可能。“尽管夏令营结束后，不少低年级孩子揣着一书包没冼干净已发馊的脏衣服，给父母打电话报平安时语气哽咽，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到孩子们的成长。”

    “‘吃苦夏令营’的这个‘苦’，是打引号的。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苦。”当年“吃苦夏令营”辅导员、现任中福会少年宫副主任张昱瑾认为：“‘吃苦夏令营’让孩子们过上了另一种生活，接触了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过上了集体生活，让孩子们知道如何交往如何沟通，增强了自我调节的能力，这就是一种成长！”

     [展望]

    现在，需要怎样的夏令营

    现在的家长对待夏令营是什么心态？如果“吃苦夏令营”重新出发他们又会作何反响？记者随机采访了几名家长。大部分的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到夏令营锻炼锻炼，但也有些家长对夏令营的安全性颇有担忧。

    郭女士是一个十岁男孩子的母亲，她告诉记者希望孩子参加夏令营的原因：“现在孩子在假期里生活不健康，乱吃东西又缺乏运动，整天宅在家里上网玩游戏。平时家长还能管管，现在孩子跟着老人，就会被宠坏。”

    家长对孩子参加夏令营的期望都是大同小异的：“能够走出家门长长见识，提升一下自理能力，能够更成熟一些。”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家长们大多偏好有特色、能够培养孩子好习惯的夏令营，对于“吃苦夏令营”的重办，郭女士表示赞成：“孩子现在被宠得太多了，是要出去吃吃苦。”

    而对于安全问题，有家长提出主办方背景相当重要，如果是公益性机构主办的显然更能够信任。也有家长表示，如果身体不太好尽量不要在大热天出去。当然，较高的师生比例是让家长感觉到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家长普遍认为1：8的师生比例是比较能够接受的。

    对于“吃苦夏令营”的时间、价钱等问题，家长认为1-2周都是可以接受的，价钱不要太贵就行，反正是吃苦，住的吃的都不用很好。如果是公益性的“那就更好了”。

    自己初中时参加过当年“吃苦夏令营”的王辉亦表示：“如果以后有了小孩，我也很希望他能去参加。现在的孩子更加娇生惯养，物质条件相比我们当年更要好了许多，更应该吃吃苦，过过苦日子，这样才会知道什么是幸福。”

    王辉希望“吃苦夏令营”能增强孩子的动手能力，体验艰苦的生活环境，结合现在社会需求培养孩子的团队合作、互动能力并发挥孩子的创造能力。

      记者手记

    公益性夏令营
    何去何从

    调查中，记者发现：上海现在的公益性夏令营少之又少，安全管理上面的付出和最终的金钱收益难画等号，导致了公益性夏令营几乎面临消失。

     安全风险和收支是大问题

    中福会少年宫针对小学高年级的农民工子女开展了一个完全免费的夏令营项目，由学校组织推荐营员。活动4天3夜，以科技制作为主题。“办这个活动的成本为每个人600元上下，这已经是最少的打算了。”一位活动策划向记者透露。

    “100多个孩子并不好管理，老师和孩子是1比10的比例，要充分保证孩子的安全就要在活动计划上下足功夫。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越好、活动与活动之间的衔接越充分，孩子就没有空闲时间，大大减少了孩子离开老师视线会造成的危险情况。而我们把休息时间也充分安排成活动形式，孩子们玩得既充实又安全。”

    “突破少年”训练营也是中福会少年宫的一项传统夏、冬令营项目，办到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作为一个半公益性的活动，少年宫只向营员收取少量的成本费，用以支付聘请教师以及孩子食宿、交通、保险等项目，甚至还没考虑到水电煤等费用。要办公益性夏令营实属不易，除了金钱上的，更有不少安全风险。“孩子的安全管理是我们办活动的重中之重。”

    中福会少年宫群文活动部主任沈莉告诉记者：“为了全力保证孩子的出行安全，我们首先需要找一个可信的旅行社，其次每次出行都有老师提前到当地‘踩点’并联系当地少年宫进行合作，把所有问题都备好预案。我们在师资力量上也做足准备，师生比例为1：8。”

      为孩子着想是根本

    针对公益性夏令营难以生存的现状，沈莉例举了这样几点“生存法则”：“首先我们少年宫的办学性质和定位就是公益性的，在寒暑假期间更要给孩子们提供一些教学服务。

    其次这样的活动也是一种传承，我们本着为孩子着想的目的去办，能够得到孩子和家长的好评也是支持我们的一大原因。我们不断地从上一年的活动中积累经验，保持对孩子的关注度，这样一年一年才把这个活动做得越来越好。”

    为孩子着想，用心去做，只有真正站在为孩子创造条件，体验更多更丰富的生活这个立场上，公益性夏令营才有更大的生存空间，也必定会受到家长、孩子、社会的广泛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