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汶川地震，志愿者和公益两个词开始高频度出现在公众面前，因此有人将2008年定义为中国公益元年。2013年，雅安地震，志愿者与公益已不陌生。5年间，公益在变。本期公益周刊，本报推出“公益5年间”特别策划，通过5位公益相关人的切身变化，一起来感悟公益的变化。他们分别是公益人、公益组织代表、政府工作者、企业公益项目人以及公益媒体记者。他们都是公益发展的见证者，他们的故事，也是五年公益发展的故事。

    本报记者 陈诗松

    本版图片 受访者供图

    》公益人

    高博 上海城市搜索与救援队创始人、队长

    汶川地震时马上报名去灾区 

    雅安地震时拒绝队员第一时间去前线

    从资深驴友到民间救援队员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高博一看到团市委青年抗震救灾突击队在招募志愿者，就写了一封血书报名想去第一线。然而，他的希望最终却落了空，抗震救灾突击队指派了一个20人的队伍，而这20个人同属于一家医疗单位。通过这件事情，高博第一次体会到，救灾需要有组织，不能太盲目。

    但因为这次地震，高博认识了“蓝天”，这家脱胎于“绿野”，从汶川走出来的民间救援队伍，对户外救援深感兴趣的他联系了蓝天，前中国陆军特种兵的经历和多年户外驴友的经验让他顺利成为了北京市红十字会蓝天救援队当时45个正式队员中唯一一个外地队员。从此，民间救援对高博来说，从一种兴趣慢慢变成了一种使命。

    在地震之后，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全国各地对于灾难救护知识的重视被唤醒，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走进寻常百姓家讲解防灾减灾知识，而关于灾难救护的专业培训和交流也从原先几乎为零的现状开始慢慢多了起来。中港防灾交流营、基础灾难医学救援培训……从2010年开始，每一年高博都在努力寻找各种机会到不同的城市进行专业交流和培训，自身的应急救援水平也与日俱增。

    从热血冲前线到理性后方响应

    在这五年里，高博自身应急救援知识与技能的储备随着民间救援热潮的高涨而越发成熟。全国各地陆续有了自发组织的民间救援队，并在当地有关部门的扶持下合法注册。在一些全国性的培训和交流中，高博也结识了各地志同道合的救援志愿者兄弟们，而微博、微信、QQ等各种网络平台的兴起与发展，也让民间救援从地方性组织渐渐形成了一种全国性的联动机制。

    这个时候，高博觉得是时机在上海成立一支民间救援队伍了。“个人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一个救援组织需要科学化、系统化才能发挥它的最大作用。”2011年3月，上海城市搜索与救援队应运而生，高博成为了这支队伍的队长。任何一个民间公益组织，首先必须要立足于本地，服务于本地，而民众对于自救、互救的意识和技能又相当薄弱，于是他带领队员走进街道和社区，开展自救互救的培训，唤醒大家的安全意识。

    今年4月20日，芦山发生地震，有队员立刻提出想要前往一线，却被高博婉拒了。“爱心泛滥造成物资浪费和道路拥堵，志愿者不具备专业技能反而对灾民造成二次伤害”等前车之鉴，让坚持理性救援的他选择了在后方作为第三梯队及时响应，作为壹基金救援联盟队，高博和他的伙伴们在地震当天晚上就筹集了30套综合医疗救援包、200套个人携行救援包、100支高流明专业手电等施救装备送往在第一线展开救援的民间救援队手中，以作补给。后又筹措了救援队急需补充的部分药品。

    》媒体记者

    周旭峰 公益杂志《至爱》记者

    以前公益组织把媒体看得很高

    现在他们希望记者一起来做公益

    从煽情到理性 再到雅俗共赏

    五年前，记者周旭峰入职《至爱》杂志后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吕朝。此时，吕朝刚到上海开始运作一个名叫“公益孵化器”的话题，彼此并不熟悉，但是在一种带有想象力的氛围中开始畅聊。此时的中国，公益行业都还处于混沌阶段，一切都是未知数。五年后的现在，“公益孵化器”早已成为上海公益的标杆之一，吕朝也成为了公益圈里人尽皆知的大咖。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公益媒体人，周旭峰也在五年间见证了中国公益如何从萌芽，然后经历风吹雨打成长为一棵棵郁郁葱葱的小树。

    他做过老师，是上海最后的几批科班师范生之一，接受分配进入中学。因为读研深造，偶然跨入了媒体领域。2007年，一本讲述国际优秀社会企业案例的《如何改变世界》让周旭峰看到了创新公益方式对社会的价值和影响力，为之深深吸引的他决定加入公益杂志《至爱》，希望通过文字见证刚起步的公益组织和社会企业如何改变中国社会。

    加入时，这本杂志正在探索转型。纯粹靠感人的公益慈善故事虽然还比较吻合当时中国的现状，但悲情讲述引起人们对慈善的下意识疏离也正在被谈论。杂志想逐步走向理性公益，为刚发展起的公益业界提供一份有影响的专业读物，周旭峰觉得自己来得正是时候。

    那是他发稿最多的时候，刚从研究生毕业没多久，写论文的习惯依然洋溢在笔尖，常常喜欢把一些刚学到的公益新名词“生吞活剥”到稿子里去。在一篇讨论国内企业CSR现状的文章，他剖析、总结了国企、外企、民企在CSR上的不同风格和特征，并将之分别比作三国鼎立中的魏蜀吴。

    然而，一篇篇呕心沥血之作得到的回应却只能用曲高和寡来形容。在几番迷茫和阵痛后，2009年，周旭峰跟随《至爱》经历了再一次的转型。在中国公益充满误会和曲解的背景下，更需要深知行业内情的人，去深入浅出地诠释和影响公众。于是他成为了一名公益的科普人，几乎参加了所有可能的一线社会活动，开始发布公益行业的平民式报道。他告诉大家如果想成为捐赠人，该怎样选择合作，推动项目，进行监督，避免误解，条分缕析解释为什么公益也是有成本的……轻快的案例提炼和通俗的公益科普，周旭峰的稿子成功转型成了雅俗共赏的读物。

    从见证者到综合公益媒体人

    在公益迅猛生根发芽的这五年里，周旭峰的生活工作也跟随着开始变化。五年前，想要找公益领域研究文献学习的他只能抓着头皮“啃一啃”为数不多的行业资料，五年后，每周都有大量文献要读，每天早上，他几乎都要花数小时回复各类活动邀请和业内动态邮件。五年前，一个月也就聊聊数场NGO的公益活动要参与和采访，而现在，每周忙时有近十场活动要参加，周六周日也几乎奔波在上海的街头巷尾参加活动。

    做了五年的公益见证者，周旭峰自己也在尝试转型。以前公益类的采访往往只是传统社会新闻的边角，但如今公益的高速发展对记者的专业能力和知识背景也开始提出要求。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媒体人选择不同的角度切入公益领域，各家报社都在尝试亲力亲为一些公益项目，像邓飞等一部分媒体人也选择“下海”。不过对周旭峰而言，他觉得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综合性的公益媒体人，或者借用公益行业目前最时髦的一个新词“跨界人士”，利用自己的优势整合社会资源，进行创新公益发展。事实上，无论是记者还是其他传播途径，伴随着中国公益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公益媒体人群体正在出现，浮在表面的好人好事报道正在深入成为对一个新行业的关注。

    》企业公益项目人

    廖瑛 安利公共事务副总监

    不再找急匆匆找上门来的合作

    不再做一些碍于情面的面子捐赠

    从单个活动到长期项目 

    2001年，廖瑛加入了安利公司，负责上海营运区的CSR工作。这是一个在当时并不太广为人知的词，廖瑛对它的认知也远没有像现在这样成熟和完整，但是经过多方筛选，她理性的选择了企业公益的开展模式：与专业公益机构合作。 

    上海慈善基金会成为廖瑛选择的第一个合作伙伴。双方合作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秦怡等艺术家倡导的“点亮心愿”的项目，帮助老年人完成白内障手术。项目进展很顺利，受益老人们的反馈也很好。随着安利做企业社会责任的名声越来越大，前来寻求合作的机构也越来越多。“无论是谁找来，我们觉得值得做就做了。那时公益理念是有的，但做的时候却没那么系统，也没有当成一个企业的战略。” 

    安利最初的公益项目主题五花八门，有助老的，也有关爱儿童的，还有献血的。形形色色的合作中，也让廖瑛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不再找着急找上来的合作，而是选择有公信力稳定的合作伙伴。不再做一些碍于情面的“面子”捐赠，而是选择能够带动员工一同参与到活动中、而且能够长期持续的项目，教育员工做一个有爱心的社会公民。

    从做“加法”到做“减法”

    随着部门成熟，廖瑛开始有了人员逐渐壮大的CSR团队。而基于做持续项目这样的公益理念，也让廖瑛和市慈善基金会、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等机构培养出了近十年的默契。而合作伙伴和合作项目的数量还在不断增长。跟廖瑛刚入职时相比，现在一个月做的项目要比当时一年做的项目还要多。 

    摊子越铺越大，一年的公益日历越排越满，廖瑛在这时开始选择做“减法”。所谓“减法”，一是整合，二是聚焦。同样是儿童类的公益项目，将儿童艺术节的活动与暑期爱心课堂、儿童福利院的三个活动结合在一起，还可以和以前的项目进行嫁接。虽然从“量”上看是减了，但是“质”却更高。而在2011年安利公益基金会成立后，对于公益服务对象也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聚焦，从原来的儿童群体更聚焦在“贫困儿童的营养和教育”这一范围内，更有针对性地进行长期公益项目开展。

    》公益组织代表

    徐历 飞扬华夏青年公益理事长

    公益组织以前靠单干 现在靠“连锁”

    从做公益音乐会到支持性NGO

    2009年，在财大的小礼堂，一场古典吉他四重奏的公益音乐会即将举行。然而，一百个人的场子里，却只来了一个听众。这让活动的发起人，充满公益理想的毛头小伙徐历受到重重一击。那时的他刚刚毕业，信心满满公益创业。活动虽有回应，但远低于他的预期。

    直到一次带农民工孩子去航海博物馆的公益活动，徐历突然发觉，要改变大学生的生活方式，让他们更有责任地生活，靠音乐是剑走偏锋，通过志愿者活动做公益才是更有力量的引导方式。在成功举办了两场公益组织走进高校大学生的“伙伴计划”活动后，上海有了一家名为飞扬华夏青年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的注册NGO。

    注册不久，徐历顺利地拿到了两个市里面的招投标项目，然而，在实际项目落地过程中，其中的一个为老项目却遇到了困扰。由于服务的街道自己也要开展一个为老项目，服务对象是同一批，所以当徐历寻求街道对接时，街道并不是特别配合，项目几经波折，才最终得以开展。这件事情也让徐历认识到项目设计到项目落地，其中要走的路其实很长。

    在经历了一些创投标大赛后，徐历的飞扬华夏在从一家服务大学生的NGO转为服务社区的机构后，再次转型成为一家为社会组织、企业、政府等提供支持性服务的公益组织。

    从“光杆司令”到开“连锁”公益

    五年间，虽然从一个“光杆司令”变成了一个20人的“老板”，但是徐历依旧坚持每一次都到社区去做基层调研。“社区居民的需求多样化、动态化，作为项目的主要设计者，我们必须到基层倾听声音。”同样的一道业余生活爱好选择题，五年前老年人选择的最爱是听评弹，而五年后，徐历得到的答案却是烹饪。需求的再造，紧跟而来的就是公益项目的改变。在徐历提供的对接服务下，老年婚纱照、老年烹饪课等一些对老年人而言新鲜无比的公益服务，开始在许多街道开展。

    与此同时，徐历还干了一件创先河的事情。他在上海开办起了“连锁”公益，飞扬华夏从最初的一家到现在徐汇、长宁、黄浦、杨浦四个区的四家机构，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一家的服务内容也根据这个区域的特点而进行定位。徐历并不知道，他这样的创举会不会引来其他公益组织的跟风热潮，但他相信，上海的每个区县未来都会有飞扬华夏的“连锁店”。

    》政府工作者

    邬晓鸣 闸北区彭浦街道团工委书记

    以前开联欢会捡垃圾就算社区公益

    现在整合社会资源更偏重民生需求

    从模范人物到平民英雄

    2008年7月，刚刚从区房地局挂职锻炼回来的邬晓鸣接手了街道团工委和文明办的工作，开始和公益及志愿者打起了交道。

    在刚开始接手公益项目时，邬晓鸣对于公益的理解和很多人一样，觉得公益人物都是很高尚的，头上顶着很多光环。手上的公益项目大多也都是围绕道德模范评选，优秀人物评选之类的活动。“潜意识里都觉得，非常高尚的，事迹非常感人的，克服了很多常人难以完成的任务的，有很多奉献精神的才能算是公益人物。”

    而五年后，更让邬晓鸣忙碌的却是对“平民英雄”的推广。公益不再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崇高，而是在生活中充满人情味的付出和感动。去年团市委提出“随手公益，快乐志愿”的倡导，邬晓鸣也应时策划起了感动彭浦的十大人物评选，投票选举出的有退休老师，社区民警，居委干部等等，对于很多社区居民而言，这些人就是身边熟悉的普通的邻居、党员或者同事。

    “现在越来越注重身边好人好事的挖掘，他们的事迹并不那么催人泪下、感天动地，他可能只是做了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却很有意义。我们希望把这样的小事整理起来，讲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行为也更容易推广。”

    从“孤军奋战”到广纳公益伙伴

    2010年对邬晓鸣的工作开展来说，是有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他不再“孤军奋战”做公益，而是找到了合作伙伴：NGO。2010年千人看世博的公益项目，邬晓鸣组织了社区的50个贫困家庭学生和50个藏族孩子一同参加，活动的具体落实则交给一家公益组织来执行。在此之前，无论是街道团工委还是文明办的活动，都是运用体制内的资源开展，而这一次运用社会资源进行合作的尝试，开启了社区公益的新模式。

    同样是一个慰老的活动，以前街道开展的形式无外乎将老人聚集起来，让志愿者唱个歌、跳个舞，而现在，NGO会用他们的渠道引入老年陶艺课，教老人做陶艺，每一件作品背后还有一个充满时间味的故事可以说。“以前做社区志愿者服务，就是捡垃圾、站马路这样的‘老传统’，但是现在很多做法和思路更偏重社区民生需求，越来越偏重生活实际。”公益组织的项目新颖度和执行力让邬晓鸣对NGO慢慢有了由浅入深的认识和认可。

    2011年3个合作项目、2012年5个、2013年计划8-10个……邬晓鸣和公益组织的合作越来越紧密，也和很多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成为了可以一起吃饭、看电影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