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专电 特派记者 刘昕璐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同时也强调“坚持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健全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坚持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新时期里，如何反腐，连日来，与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也积极建言献策。  

    增加违法成本让其“得不偿失”

    “我建议职务犯罪财产刑全覆盖。”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应勇指出，近年来，我国对惩治违法贪污犯罪的立法日趋完善，审判实践中也体现了依法从严惩治的精神。然而，刑法对于惩治贪污犯罪财产刑规定较少，尚未实现全覆盖，导致职务犯罪适用财产刑的比例偏低。  

    “以上海为例，2010年判处贪污贿赂罪342人，适用财产刑97人，适用率为40%；2011年278人，适用财产刑97人，适用率为34.9%；2012年340人，适用财产刑114人，适用率33.5%。”应勇用一组数据反映了目前职务犯罪财产刑的适用情况。

    应勇指出，对挪用公款罪、介绍贿赂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都没有规定财产刑；对贪污罪和受贿罪处一年至七年、七年至十年刑罚的，没有规定财产刑；对行贿罪只有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才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对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没有规定财产刑，这造成在刑罚规定的体系上欠缺科学性和合理性。

    为此，今年“两会”，应勇专门准备了一份关于《职务犯罪财产刑全覆盖的建议》的书面意见。其中指出，职务犯罪本质上是权钱交易，属于贪利性犯罪，对于贪利性犯罪理应更多地适用财产刑。适用财产刑比例偏低，不仅严重削弱了财产刑应有作用的发挥，也大大降低了对职务犯罪人刑罚处置的严厉程度。

    应勇建议全国人大对刑法相关法条进行修改，增加“财产刑”的有关规定。在他看来，不论职务犯罪的轻重，均有必要规定相应的财产刑，实现财产刑的全覆盖，以增加违法成本，从经济上制裁职务犯罪分子，使犯罪分子“得不偿失”。如此，实现财产刑的全覆盖后将有利于防范案发时转移财产、刑满后继续享用的情形。

    畅通制度反腐渠道避免依赖网络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旭认为，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首先体现在政府制定政策、法规的过程中，要赋予人民群众充分的知情权，增强立法的透明度，从而在制度建设过程中体现公平公正，确保决策正确。

    另一方面，许多腐败都产生于政策的执行和权力的行使过程中。“涉及到资金管理、项目审批等权力较为集中部门，最容易滋生腐败。”陈旭说，正因为如此，相关的办事程序应当公开透明，要把规则置于阳光下。

    对于“表哥”“房姐”相继被查处，陈旭认为，这也是人民群众监督的一种方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政府部门应当对网络上反映的问题给予重视，积极调查。不过，因为网络的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在发布信息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必须客观。

    “通过网络反映的诸如公款吃喝等一类现象，其实值得官员重视，从而加强自身廉政建设，转变作风。但针对个人的曝光必须慎重，要基于客观事实。”陈旭认为，在网络反腐发挥了一定作用的同时，也需要注意，不能光根据表面现象捕风捉影，以免造成“误伤”。

    陈旭坦言，群众之所以选择诉诸网络，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向其他渠道反映过后没有得到回复，反映无门。因此，畅通制度反腐的渠道，大家才不会如此依赖网络。他强调，相关部门在接到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时，应当给予高度重视，积极查证。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学院院长陈晶莹也认为，而网络只是反腐的一条路径，这种方式所带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确保通过网络揭露问题的真实性，谁来加以监管？“这是一把双刃剑。”陈晶莹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