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腊月的末尾，气候有些阴冷。钻骨的风沿着中山东一路向南吹去，卷起了路边少女长长的围巾。冬日宝贵的阳光，正懒懒地爬上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的沿街门面。外滩17号的字林大楼比起左右高出了一个个头，屋檐下的八尊托举式男子裸体雕像，在这建筑群中显得格外不同。

    字林大楼

    世博提议曾在此萌芽

    1924年4月，气温宜人。外滩17号早已不见那建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三层印度式砖房，取而代之的是九层楼高的字林西报大楼。

    花岗岩的外墙，钢筋混凝土结构，字林大楼并排站立在老旧的外滩建筑中，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加之同时期欧洲折中主义建筑风靡，大楼也结合了古典主义的三段式格局、柱式结构、文艺复兴式浮雕。楼内的装修也十分考究，入门后的两座石雕女神像则是由意大利雕塑家所作，内部地坪大部分铺白色大理石，墙面多为黑色大理石镶金色马赛克，平顶则用石膏拓花。不同时期的建筑元素被集中在了同一座建筑上，倒是别有风味。

    时任《字林西报》董事长的英国大地产商马立斯作为出资方，在看到这座当时外滩第一高楼建成的时候，颇有一种富豪派头得以展现的自豪感。早在1901年，他便将外滩17号这块土地入股报社，换来了董事长的职位。

    很快，这座大楼便迎来了一批“很有来头”的客人。

    和明商会是新楼建成后的第一批租户。5月29日，作为“各国公共之商会”的和明邀请沪上英、美、德、俄、日、意各国商团，以及“中国协会”、“联太平洋协会”等共计五十多人齐集此处，商讨“在上海召开世博会的可行性”。

    上海意大利商会会长皮纳是和明商会的一员，正是他向和明商会提出这样一个议题：结合中国人提出的大上海计划，1930年左右可在上海召开世博会。由于上海港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优越的经济环境，参会人员很快就这一议题达成了共识，并对上海举办世博会的时间、场地、费用、组织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一决定得到参加会议的中国总商会代表张尔云的附议，皮纳的设想似乎很快就要成为现实了。

    然而，同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造成规模不小的难民潮涌入上海租界。1925年5月，游行的学生、工人走上了上海最繁华的商业街南京路，之后发生五卅惨案。伴随着工人起义和国共两党的矛盾激化，上海的时局始终处于动荡之中，举办世博会的动议很快也就没了下文。

    动荡的时局却让字林大楼的主人——上海近代首家报馆《字林西报》，充分享受到了“用武之地”。

    字林西报

    盛极一时的报业大鳄

    谈到上海新闻界，便不得不提到《字林西报》，因为它作为上海近代史上第一份报纸，虽然是由英国人创立、编写、发行的英文报纸，却实质上影响了上海第一家中国报馆《申报》的诞生与发展。

    《字林西报》的名字诞生于1864年，但却可以追溯到1850年的《北华捷报》。英国侨民奚安门于上海花园弄（今南京东路江西中路以东路段）创刊，每周六出版，每星期对开一张，共四页，内容有英国快讯、上海英侨动态、中外商务情报、广告及船期公告等。《字林西报》的前身《航运与商业时报》便是《华北捷报》的副刊。

    由于上海开埠后航运的迅速发展，不到五年时间便成为了亚洲第四大港口。英商源源不断进入上海，开设洋行经营商铺。根据数据记载，1952年上海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洋行有41家，英商洋行就占了27家。随着上海工商业的兴起，商人们对船期、航运等信息量和信息频度的要求逐步上升。为了迎合需求，《航运与商业时报》不断扩版，成为日报，并与1864年扩大业务后，改名《字林西报》，独立发行。原来的《北华捷报》周报则成为了副刊，随《字林西报》赠送。

    事实上，直到1911年，在中国境内出版过的外文报刊有136种，《字林西报》的业界地位却无法撼动。除了市场广阔的原因之外，能够使得《字林西报》发展壮大，成为业内的龙头老大，并生存百年的原因，还来自于租界当局的大力支持。

    《字林西报》素有代表在华“特殊商务利益”的“英国官报”之称。该报历代负责人都非常重视与英租界以及之后的公共租界保持密切关系，甚至将部分股权赠送给曾任上海工部局第一任总办的壁克武德，进一步沟通了报馆和租界当局的联系。两届担任法租界公董局副总董的上海巨富亨利·雷士德参股并成为字林西洋行董事长。一些曾经在工部局担任总董等要职的人员后来也进入报馆，主持事务。因此，《字林西报》不但被指定为英国驻沪使领署及首席商务监督公署各项公告的发表机关，还从工部局获得了巨额编印津贴。

    随着人员更替，报馆高层的背景大多强硬，报馆的幕后开始对租界当局的决策形成了相当的影响力，报馆高层则是把持了上海实业资本与金融业的英侨巨头。这就使得《字林西报》在权威信息来源、广告市场、受众市场等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优势。

    财富积累之下，1921年，董事长马立斯决定翻新报社大楼，建造一座与报馆巨头这一身份相称的新楼，于是便有了1924年竣工的“字林大楼”。

    字林西报秉持着“公正而不中立”的编辑方针，在言论版面对中国内政诸多评论。在创刊后不久批评太平天国运动，鼓吹英国政府应帮助清廷进行干涉；武昌起义爆发后，对革命党人和孙中山领导的临时革命政府多次进行攻击；在抗日战争前后进行过反日宣传，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在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该报言论一度偏向国民党。后于1951年3月，因报道不实受到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警告，此后自行停刊。字林大楼则于1957年交由市房地局管理。

    友邦保险

    五十年后杀个回马枪

    字林大楼的最初三十年作为《字林西报》的办公场所，见证了这家报纸的繁盛。而自从1951年该报停刊后，字林大楼由政府接管，起名“桂林大楼”，租给中国丝绸公司上海分公司、香港中国旅行社驻沪办事处等单位。今时今日又因为美国友邦保险的入驻，有了“友邦大厦”这样的名字。

    事实上，友邦对于外滩而言，并不是一张生面孔。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友邦保险以租户的身份入驻当时的字林大楼，与上海结下了缘分。

    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上海一度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值此之际，一位叫史带的美国人来到了上海。在出发去上海之前，史带以20万美元资金，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成立友邦保险公司，并将公司总部设在纽约。根据友邦的英文名称可直译为“亚洲（亚细亚）人寿保险公司”，公司设立之初便将目标锁定亚洲地区。然而，史带在来到上海后，带来的是“友邦人寿保险公司”这样的名字。以“友邦”之身份进入政局动荡的中国，史带到底是为了上海人还是暂居上海的外国人，带来他所预想的亲切感呢？

    史带来到上海后，便开始着手扩大业务范围。很快，他又集资注册了“友邦水火保险总行”，除了独立经营水火、伤害、汽车、行李保险外，还受权代理几家美国及欧洲保险公司的业务，随后创立“友邦银行”、“四海保险公司”。

    1928年3月，友邦以较高的租金租下了建成不久的字林大楼的底层大厅及部分层面，在此设立友邦的总部机关，其多家机构均在字林大楼内。

    在保留至今的资料照片中，还可以看到一张签订于1931年10月6日的保单。友邦保留了当时的工作人员合照，其中既有高鼻卷发的外国人，也有身着唐装的中国人。友邦在经过多番努力后，终于成为了集多种保险和银行业务于一身的金融机构，一度走红上海。

    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租界。友邦很快结束了在上海的业务，撤离外滩17号。抗战胜利后，友邦重新回到字林大都，正准备重振昔日雄风，却发现中国很快又陷入了一场新的内战。动荡的局势加大了风险赔偿，不利于保险业的生存。因此，当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后，几乎所有在上海的外资保险公司都终止了保险业务，撤离上海。1947年10月，友邦也撤离了上海，将总部搬迁到了香港。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银行接到了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的业务申请，1992年，该公司上海分公司复业，成为了第一家被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营业的境外保险公司。四年后，外滩进行了公有房屋置换，政府开始了“万国建筑博览”的保护工作，投入巨资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装修改造。值此之际，通过置换，友邦保险成功地再一次成为外滩17号的租赁方，大楼也因此更名为“友邦大厦”。很快，当时友邦所属的美国国际集团在全世界刊登广告，向人们宣告：“我们又回来了！”

    友邦保险在时隔半个世纪后又重返外滩17号，回到了当年史带在将近七十年前孕育它的地方，再一次与上海重温旧梦，又抑或是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

    本版撰文 记者 王唯铭

    实习生 王佳璐

    本版摄影 记者 施培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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