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彦斌的微博上，认证栏写着“知名歌手”，地区写着“北京”。此前另一位“上海宁”罗中旭“来”上海参加节目，“回”北京前丢下一句话：“上海没有培养原创歌手的土壤。”他们都是上海人，他们都成了“北漂”，而让身后的上海，被歌迷和媒体嘲讽“找不到本土明星歌手”。这一点，在刚刚结束的第19届东方风云榜上也异常明显：重量级的奖项中，没有“上海制造”。曾是内地流行乐发源地的上海，本土歌手甚至音乐人“后继乏人”，这一点已成共识。本版撰文 记者 陈宏

    上海歌手现状：沦为人肉背景牌？

    上海本土或者本土制造的歌手，最近有什么动静？上世纪90年代的老将周冰倩在朋友的帮助下，开了两场演唱会，随后是胡彦斌以及后来的薛之谦、黄龄、尚雯婕等人集体亮相了本届东方风云榜领了几个分量不算很重的奖，此外，在媒体和市场上，似乎显得悄无声息。上海的本土歌手、本土音乐人，红的并不多，少数几个红的、具备全国影响力的，也都没红在上海。

    “确实是没人。”负责了胡彦斌多年宣传包装的乐华企划总监陈炯告诉本报记者，“出门吃个饭，在北京我能碰到很多圈子里的人，但在上海，我很难碰到圈内人，不要说歌手，就连乐手都碰不到。参加一些演出场合，目前上海的本土歌手，经常是沦为了其他艺人的人肉背景牌！”

    著名主持人、乐评人林海，从第2届东方风云榜就开始主持，第19届本土的状况让他唏嘘不已：“我在台上数了一下，真正上海出去的，也就胡彦斌、戚薇、张志林、毛方圆、黄龄等几个人。你管这叫断层也好，叫后继乏人也罢，上海其实还是有一些好的音乐苗子的，但这两年没有好的作品，也没有好的推手。我从1994年加入东方风云榜，上海始终就没有过出人的高潮。我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其实两个分量很重的音乐的幕后，都是上海音乐人，一个是主题歌《我和你》，它的编曲和男声原唱是上海的常石磊，另一个是点火时的那段音乐，是我的朋友安栋写的，但是，他们都已经去了北京发展——本来没什么人，有一点也没能留住。”他还特别提到了目前算是“坚守本土”的黄龄，“她的《痒》和《high》多好啊，但如果没人翻唱，台湾地区的星光大道上的那些选手不频繁翻唱，她可能也很难摆脱以前那个状态。”

    现状如此，黄龄所属的公司，环球唱片支持的上海天韵，只能精耕细作现有的歌手。“新人是有的，但很难包装。”天韵总经理冯海宁说，“现在只能做不可复制的内容、做特质，像黄龄，当初做她专辑时的要求就是要超前，能形成自己的符号，于是她的第一张专辑花了两年。”但冯海宁也承认，如果不是在选秀节目中，黄龄的歌被选手们拿出来PK，她恐怕也难以被更多的人所知晓。“上海的土壤真的是不行，所以很多人跑掉了，出不了艺人，写《痒》的女孩子也去北方发展了，毕竟大家要吃饭。”她说。

    明星歌手缺乏，有名一点的乐队更是多年未见。知名DJ阿彦自己曾组过摇滚乐队，但后来大家就很自然地散了，因为“大家都要生活，都要吃饭”：“我知道上海现在仍然有摇滚乐队，但是演出很少，有掌声却远远没到谈经济收益的地步，能坚持多久？我不看好！”他还说，在电台播音乐时，“很想播本土歌手的音乐，但很难找到。”

    原因1：唱片产业大环境沦落

    “中国最早的唱片公司就出现在上海，但现在却找不到真正的大牌音乐人。你想，当年百代捧红过多少歌手？”陈炯说，原因首先就是大环境让他们苦不堪言。

    “我和周瑾这次风云榜时在后台，我就问她，‘十大金曲侬会唱几首？’她说‘一首也没’，问我，我也摇头。”林海无奈地回忆说，“都说胡彦斌很幸运，那个时候金牌大风给他两岸三地同时发片，走的乐风也很超前，跟周杰伦的乐风很像。如果现在呢？大环境不景气啊！”

    “唱片公司是培养歌手最重要的地方，但现在是最苦的——投入很多钱制作推广，但回报很少，收到的版权费可以忽略不计。”爱音乐的冯海宁，算是有耐心的，黄龄十几岁时她就从朋友的培训班发掘签下了，公司花钱培训钢琴古筝和舞蹈，出第一张唱片选歌选两年，“我们已经很努力了。”

    唱片公司面临的挑战还包括，经纪公司已经全面取代唱片公司，成为明星歌手收入的最大受益者。陈炯说：“以后的方向似乎就是，唱片公司都死掉，活下来的是经纪公司，因为唱片公司基本没有大牌的全约，只有唱片约，所以位置尴尬。以后艺人也变得不要唱片公司了，自己做工作室了，也不要发唱片了，只发EP就可以了。”而对最正规发掘音乐人的唱片公司的毁灭性打击，让冯海宁坦言“以后很少有人再去努力推歌手了”。

    原因2：上海缺乏成熟的音乐环境

    所谓的土壤，包括了演出市场、音乐人规模、唱片公司数量和规模，而这些，在上海都算稀缺品。冯海宁说：“我不怕竞争，我希望上海的同行能多一点，这样可以有更好的氛围。”林海说：“上海音乐制作单位不像北京那么多，在上海还在做音乐、歌手的，只有天韵、上腾、东方之星几家，但始终不具规模和声势。”

    本报记者提问时都提到了金字塔，而四位受访者都认为，塔基和塔腰的欠缺，注定了上海不会有塔尖。“对普通歌手或创作者来说，不能一天到晚埋头在家写情歌啊，他们得出去演出啊，但演出市场上海远没有北京甚至广州那么火，上海的规模不像live house（中小型演出场所）非常匮乏，仅存的也因为经营压力，不能正常开放。”阿彦说。而据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上海的live house也就MAO、育音堂、山海、696live、现场等5家。

    没有这样的土壤，一些不甘受困的希望之星，都出走了。陈炯说：“王啸坤、戚薇这些选秀出来的，比较有实力的，在上海一直难有发展，但在离开上海之后发展得就很不错。”而林海也说：“别说斌斌（胡彦斌）了，包括之前的罗中旭，是去了北京之后才有全国影响力的，李泉也是，北京、上海两头跑。”

    原因3：本土土壤支持力度极小 

    没有土壤，是因为没有支持，而有关方面的扶持和媒体的支持，各方都是吐槽多多。冯海宁说：“现在对流行乐的关注相较交响乐等比较少。我们感觉挺孤独的，支持很少，包括媒体。”她的不满，陈炯表示同样有体会。

    阿彦同样认为有关方面的扶持很重要：“我觉得，搞音乐的人，青春很短暂，如果这些有冲劲的年轻人撑不到出头的那一天，等老去的时候，肯定是一件很遗憾的事。至于媒体支持，你也知道，都有指标考量，这对我们音乐主持人很大压力，迫使我们没有太好的机会播本地音乐。”

    原因4：受众选择面过广

    上海的音乐消费市场并不算小，但这与上海本土歌手无关，在家乡开个唱的屈指可数。陈炯愤愤地说：“难道真的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港台地区歌手和国际歌手才更有吸引力？但北京就不一样，音乐类型很丰富。我觉得，还是因为上海的商业气氛太浓，就算演出，都是直接商业行为操作、快速操作，直接请巨星来，而不注重对观众的培养。”

    这个观点林海也颇为认同：“我们的流行乐起步晚，我刚入行的1993、1994年，上海曾起来过一批人，但泡沫很快就没了，所以观众的审美习惯是港台地区培养起来的。然而，现在其实港台二三流的歌手比我们内地歌手差太多，最初可能还觉得他们洋气，现在也不具备了，可就是音乐消费习惯上更倾向于他们那边。”

    》未来模式

    打造有上海特质的明星型歌手

    “现在不靠歌，靠脸靠人气、仰赖曝光度、依靠粉丝的力量，而不是靠作品来打动别人。”陈炯说。但他和林海也都认为，这并不是表示，选秀歌手就将一统江山。“虽然这次的东方风云榜选秀歌手是完全的主力，但也只是第一届的超女和第一届的快男最有影响力，包括林宥嘉在台湾也是参加的第一届，很多人都是冒头后就不见了的，这些人，其实已经不能完全算选秀歌手了，因为唱片公司后来在他们身上是花了大力气的。”林海说。

    但这些却是很好的经验，冯海宁认为，上海要出大牌本土歌手，已经不能走传统路线。“现在的歌手，不能只靠唱片，唱片只是花钱做的名片，还要走广告啊、商业啊之类的路，”她说，“很多明星从电影电视延伸到音乐来，而黄龄的目标就是从音乐往外延伸，而且，要做歌手，肯定要有拿得出手的、相异于一般明星的歌，现在已经不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条口水歌就会红的时代了。”而陈炯也说：“既然电影电视正在批量诞生大量的明星，音乐产业如果能找到一个好的盈利模式，我相信也会出的。”

    另外，陈炯希望，上海接下来和梦工厂、迪士尼的合作，已经是个大项目、大产业，“这应该能给音乐人很多机会，所以也不用太悲观，毕竟，上海的音乐剧市场就很好，上海的特质，正在积累。”“上海的码头效应不差，在上海红了，是标杆。”林海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