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曾特意到此一游

    1939年，上海法租界，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风尘仆仆，专程而来，他此行的目的是登门拜访一座具有现代风格的私人别墅。在别墅二楼的鹅蛋形的大理石餐桌上，当年的上海“颜料大王”吴同文与未来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共进晚餐，合影留念。

    吴同文的这座豪宅被上海人亲切地称为“绿屋”，于1938年由著名匈牙利设计师拉斯洛·邬达克设计。

    两年前，匈牙利建筑协会代表，同样毕业于邬达克母校布达佩斯皇家约瑟夫技术学院的乔巴·萨科齐先生来到上海，参与邬达克建筑遗产保护工作。对于现代建筑理念，乔巴有着自己的理解：“我认为现在建筑的趋势是风格有所淡化，注重功能与目的，建筑师更多地考虑和周围环境互动、节约成本、环保等。”

    但是乔巴的建筑系师兄邬达克似乎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

    绿屋的设计一改邬达克以往的风格，没有了古希腊时代的柯林斯、爱奥尼柱子，没有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花纹图案，有的只是简约的线条和令人心旷神怡的绿色，像一道美丽的绿色弧线轻盈滑过北京西路铜仁路口，又像一艘船，静静地停泊在法租界梧桐的后面。对于邬达克建造绿屋的独特设计，匈牙利驻沪领事馆文化领事李雅娟并不觉得奇怪，“这得益于他的家庭环境，邬达克的父亲是建筑师。而当时的皇家约瑟夫技术学院建筑系云集欧洲一流的建筑专家任教。”

    设计超前 自认百年也不过时

    绿屋竣工之日，匈牙利设计师邬达克对吴同文拍胸脯：“我可以向你保证，即使再过五十年，这幢房子的现代感仍是超前的，哪怕再过一百年，我相信她仍不会Out！她应该可属经典之列。”邬达克没有食言，他用面砖、钢窗、喷涂材料、弧形玻璃等现代化的建材以及翠绿的色调将这座私宅从沪上巨贾的争风炫富陡然提升至经典的地位，在上海滩的风云变迁中，容今人凭吊，供后世瞻仰。

    绿屋横向分为三段，采用阶梯状层层跌落的造型处理。靠路口的部分有一百八十度的观景窗，紧接着是狭长的阳台。这幢四层住宅在建好之时即配有电梯，应属上海第一家装电梯的私人住宅。住宅四周有围墙，内有较宽敞的花园，小汽车可以在里面行驶，能从两个门出入，且有宽大的车库。建筑内部，除了有大小客厅、餐厅、日光室、卧室、浴室、厨间、车库等外，在底层还专门有宴会厅、舞厅、弹子房、酒吧间，顶层另有棋室、花鸟房等。绿屋的玻璃幕墙使得房子和外界有了呼吸，有了自由对话的空间。玻璃里的人可以看见街角的人来车往，玻璃外的人可以看到里面的旋转楼梯，下楼梯的脚，以及女人的裙摆。

    他点燃了贝聿铭的建筑热情

    绿屋的一切都留着当年主人吴同文深深的烙印。铜仁路原名叫哈同路，北京西路原名叫爱文义路，前者有“同”字，后者有“文”字，联起来就成了吴同文的名字。该住宅兴建时，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各方军事力量的积聚使得与军事相关的绿色开始悄然流行，吴同文已敏锐地感觉到，绿色将成为近期的流行色，于是他不仅穿绿色的衣服、开绿色的汽车，还干脆把自己将建成的住宅外墙也使用绿色。

    吴同文还是著名建筑师贝聿铭的姑父，当时贝聿铭居住的贝家花园离绿屋步行不到3分钟，贝聿铭理所当然地会经常来探望姑父、姑妈。难怪有人说，贝聿铭在建筑上有如此造诣，是多年耳濡目染的结果。虽是一句玩笑话，不过贝聿铭也曾说，是邬达克设计的国际饭店激发了他对建筑的原始热爱。

    在吴同文的岳父贝润生的《吴中贝氏家谱》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五女适吴同文。意思是贝润生的五女儿嫁给了吴同文。贝润生不仅是当年上海颜料巨头，还是一名房地产商。所以贝家的嫁妆也格外丰厚：一块今北京路铜仁路上的地皮。绿屋正是吴同文盖在妻子嫁妆上的家。

    吴同文喜欢绿房子、绿汽车，也喜欢宴会。绿房子的一楼安装有弹簧地板的舞池，承载过无数名媛绅士的脚步。1948年圣诞前夕，曾有某国外交官愿意以一条万吨邮轮再加五十万美元为代价买下绿屋做领事馆。吴同文却道：“就算死，我也要死在绿房子里。”没想到这句话如悬疑小说伏笔一样地灵验了。

    被年轮渐渐拉长的失落感

    一场浩劫像风暴一样席卷全国，而吴同文还在自己的绿房子里逍遥自在。吴同文作为资本家，加上曾和“帝国主义的爪牙”司徒雷登共进晚餐，自然是“革命”的对象。1966年8月的一个清晨，吴同文的二太太开了煤气，煮了咖啡，端着，用小勺子搅动着褐色液体里的大量安眠药片。他们决定了，要一起死在这座度过这一生最佳年华的绿房子里。

    “文革”后，该宅由上海城市规划设计院使用，住宅也几经改建。上海人气酒吧MINT CLUB就曾开在绿屋二楼，MINT的顾客多是外籍人士，不知那些凌晨两点在异国的舞池里尽情摇摆的红男绿女们知不知道，半个多世纪前相同的位置，也是上海上流社会的聚集地。

    在一个普通的冬日下午，“城市目击”团队来到了铜仁路333号，上海冬日灰色的天空仿佛也给绿屋蒙了一层淡淡的灰色。绿屋旧了，空了。走过门前的草坪，我们拉开细铁丝缠绕的玻璃门进了屋子，发现二楼还留着酒吧的吧台和招贴画。但穿过客厅来到楼梯，我们还是看到了当年吴同文对绿屋的精心装饰：流线型的意大利进口大理石铺砌的楼梯，铸铜扶手，玻璃贴面做的楼梯护栏，内墙立面嵌有铜制暖气片，就是在当今建筑装饰时代也仍感到新颖别致。

    置身于偌大的客厅中，笔者仿佛感受到了绿屋所呈现出来的失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失去主人的房子就失去了精神。由于种种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上海大多数名人故居都已不再是原主人居住。有些故居，如孙中山故居和宋庆龄故居，里面建起了关于故居主人的纪念馆。但由于主人身份的限制，像绿屋这一类的老洋房很难建成纪念馆。也因为这些老洋房的稀缺性和绝佳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极高的商用价值，MINT酒吧进驻绿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老洋房的商业化既做到了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也让公众能够一亲芳泽。但从公民的角度看，老洋房作为上海文化的瑰宝，在离开原主人之后进行商业开发，又是人为地为市民亲近城市文化设置了障碍。对于空置的绿屋今后的归属，笔者拨通了拥有绿屋使用权的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电话，对方透露绿屋不会继续作为商业场所，而将作为上海市规划设计院的工作场所。当笔者试图询问对方这种安排是不是意味着不对公众开放时，对方敏感地挂上了电话。

    （本版面每逢周五出版）

    本版撰文 程霁骁

    本版摄影 记者 施培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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